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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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三個來月的大課，我對周揚就有了比較多的瞭解，他操湖南鄉音，但口才很好，講的是自己的心得體會，既生動也深刻。相比之下，張如心講的大都是書本上的東西，就相當枯燥。透過聽周揚的幾次講話，我很佩服他的學識和水平，看出他是個思想很開闊的人。

同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接觸：日本投降後，延安大學全校師生要到東北解放區工作，於是全校組成了一個行軍大隊，下轄行政學院、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中隊。周揚是大隊長，我是大隊秘書兼直屬中隊的隊長。加上直屬中隊，延安大學共四個中隊，四個中隊分開來走，在行軍過程中不能聯絡。所謂直屬中隊，它的主要人員就是周揚一家、張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還有自然科學院最低年級的十幾個女孩子。自然科學院那個中隊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顧這些低年級的女孩子，提出讓她們跟我們這個直屬中隊走。我同意了。那些女孩子其實都能走，讓我耽心的倒是在行軍中要照顧周揚的只有十來歲的兩個孩子。我想這也許是比較麻煩的事。一路上週揚和他的夫人蘇靈揚都能忍受艱苦，沒有提出任何使我為難的要求，說明我是過慮了。周揚很照顧行軍中做實際工作的人的困難。這段行軍時間很長，有20多天，行軍中沒有什麼事，我和他閒談的時間不算少，使我增進了一些關於抗戰前上海文化界的歷史知識，也使我增進了不少對他本人的瞭解。

這是第一次和他同事。到張家口後，我去北平參加“北平《解放》報”的籌辦工作，很快就與周揚分手了。沒有想到兩個月後和他又在北平相會。那時候美國的費正清邀請他、老舍和曹禹去美國訪問，他就到北平來辦理出國護照。他聽說我們辦這張報紙的人已經買了一個院了，就不想住在翠明莊中共代表團的招待所，要住到我們這個院子裡來。我們表示歡迎。他不是報社裡的人，我們就給了他一個“社長”的假名義。報社工作是由錢俊瑞以總編輯的名義領導的。但是周揚住在報社，在一起吃飯時，他也給我們出點主意。

周揚在報社的院子裡大約住了不到兩個月。那時他經常出去活動，同北平的文藝界人士來往。就在他到北平後不很久的3月24日，中華文藝協會北平分會就在中山公園的水榭成立了。選舉了張恨水、馬彥祥、周揚、張光年、徐盈、彭子崗、陳北鷗、俞平伯、顧頡剛等為理事。當時我與周揚同住在宣武門外方壺齋九號的一座小樓裡，天天見面，一起吃飯，經常聊天。他在文藝界的活動，報社的同志不參加。那時在石駙馬大街有一所房屋是師大女附中學生解華芳（後改名解冰，建國後我在北平曾見過她。有一次在周揚家談過解冰，周揚知道她在北京的某個單位工作，可是我一直沒有再見過她）的家。我為了聯絡報社的讀者有時到她家去坐坐。盛家倫是她家的常客。在那裡我也見過周揚。在那裡我聽他們談論文藝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文藝界的知識。

正好在這段時間內，北京發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個軍警憲特在4月3日凌晨闖進《解放》報的編輯部和發行所進行搜捕。報社的工作人員大部分被捕。周揚正住在報社。那天早上，由於報社同志們進行了國民黨反動當局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堅決抵抗，他們派出的軍警憲特雖然很多，三個人架一個我們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還是不夠。因而周揚和我等20來人，當時未被捕走。我們在報社編輯部繼續和特務展開了鬥爭。周揚那天早上在方壺齋九號門口對那些兵士和警察發表演說的事，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關於在北平《解放》報社門口的這場鬥爭，當時我寫了一篇通訊《特務現形記》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裡面就講到周揚演說的事。

5月底，報社被查封。周揚因為拿不到出國護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張家口，做了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報被國民黨查封之後，6月初撤回張家口，暫時在晉察冀中央局幫助工作。到張家口後我找到了他的家，給他講了《解放》報最後幾天發生的情況。在這之後，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乾河上搞減租清匪反霸運動。8月我又從張家口騎快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報》社工作。從這時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間有三年多的時間沒有見面。只是聽到有關他的一個不幸的訊息：他的那個行軍時在延大直屬中隊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兒子，在晉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轉移途中從大車上跌下去身亡。這件事帶給他的悲傷是不必說的。我知道周揚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對這個小孩子也特別喜愛。

二

建國後，他在文化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