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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種莫大的遺憾。
這次會議結束後，中宣部有同志竟認為我的講話很“得體”。我對這種說法則感到不安和慚愧。我的講話應該認為是一個錯誤。因為在調查丁玲等“反黨”事實的過程中，實際上否定了1955年作協黨組批判的結論。我這次講話表示了黨的“一致”，就表明對作協黨組作法的支援。由於我的這種錯誤的遷就態度，就使主持批丁的人更無所顧忌了，從此以後，作協黨組繼續對丁玲等的批判和最後處理就不再徵求機關黨委的意見，而是由黨組直接向中宣部主要領導人請示。直到1957年9月16日周揚在大會上作總結髮言時，在題名《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講話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集團”外，還宣佈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一個一貫對黨不忠的人”；還說，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這篇講話還點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和戲劇家，把他們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文藝工作者。
這次的結論比1955年的結論，政治上更加重了，在所謂反黨集團的人數上更增多了。1955年定的“反黨小集團”只有丁玲、陳企霞兩人。這次被定為資產階級“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