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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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他談到“文革”嗎，譬如毛澤東、周恩來？

周：談得不多。一次他說他出獄後，曾經給周總理寫過一封信，信中有這樣的話：“主席的萬壽無疆與總理的早日康復是中國人民的幸福”，“鄧代總理工作抓得好”。總理沒有回信。據說總理認為不應把他與主席並提。這件事他一直沒有去問鄧大姐。那時還有陸定一、胡啟立、唐明照、唐聞生、陶斯亮等人來看過他，同他們談過一些“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同陸定一交談過“文革”前左的錯誤，認為應該承認和反省自己的錯誤。他說陸定一脾氣犟。“文革”前夕，毛主席把彭真、陸定一、周揚、許立群等人叫到他的臥室，叫他們起草關於“文化革命’的檔案，並從他們中間推出一人當組長。主席是躺在床上同他們說話的。他們在主席的臥室推選組長。先推的是陸定一，陸不願意。陸在主席面前毫不掩飾牴觸情緒，用三個字表態：“我不幹。”口氣堅決。主席對他沒有說什麼。後又推彭真，彭同意了。後來在彭主持下搞了“五·一六通知”，捱了批判。陶斯亮去看他時，他對她說：“在教育子女方面我比你爸爸差得太遠了，不怎麼管我的子女。”

李：他怎樣談到毛澤東？

周：在我的印象中他崇拜毛澤東。我剛來北京時，他給我兩本小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社會發展簡史》。50年代他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的講話中說他崇拜毛主席。他同毛主席有過不少直接接觸和書信往來。毛主席寫給他的信在“文革”中都被抄走。由於中央和毛主席重視文藝工作，有時他列席中央的高階會議。在延安時毛主席曾向他了解江青的前夫××沒有去延安的原因，說如果××想來延安，歡迎來，不要因江青同毛澤東結婚而有顧慮。在延安有一次他同毛主席交談文藝工作時，說寫文章應留有餘地，給讀者留有思考、想象、發揮的餘地。毛主席覺得這話說得好，不久在一次報告中提到，周揚同志說寫文章也應留有餘地。1975年他剛出獄時，他對“文革”仍持謹慎態度，沒有聽到過他從整體上否定“文革”的言論。過了9年的囚徒生活，幾乎與世隔絕9年，他對“文革”的想法與獄外大眾有所不同，他更不清楚毛澤東同“四人幫”的矛盾，臨出獄時他寫給毛主席的信中還向江青問好。

李：後來的情況呢？

周：我們兩人在醫院談到“文革’與毛澤東時，有過如下的對話：

我：毛主席說你好的時候多還是批評你的時候多？

他：說我好的時候多些。他寫給我的一些信，也是對我滿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評我的話也很厲害。他歷次對我的批評我歸納成三條：月．對資產階級鬥爭不堅決；2．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絡；3．畢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把這三條說給彭真聽，彭真說第二條分量不輕。毛主席對另外一些人，如胡喬木，也有過類似的批評。

我：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他：毛主席總有這麼一種觀點：不能安於現狀，要主動去發現、認識和解決事物中的主要問題，推動事物向前發展。黨和社會要有活力，要像流水一樣純淨不腐，就要不斷及時、正確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使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發揮更有效的作用。他發動“文革”同上述觀點有根本的聯絡。

我：為什麼總結歷史經驗，對“文革”和毛澤東的錯誤的分析，宜粗不宜細？

他：你怎麼看呢？

我：我認為應該細。做到細才可能對問題有比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才可能明辨是非，汲取教訓。粗容易，細難。比較正確地認識一個複雜的事情，往往需要更多時間。

他：嗯，你這樣說當然也對，你說的是一般的道理。像解決“文革”這樣的大問題，考慮的因素很多，情況複雜。

我：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考慮、處理重大問題的時候，有沒有可能也會有私心作怪的時候，或者由於心理上性格上的缺點而犯錯誤？“文革”中硬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彭德懷裡通外國、反黨，把他們整死。毛澤東對劉和彭肯定是很瞭解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稍停）斯大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