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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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誰送來就讓誰帶回去。一個‘文革’中的罪人，有什麼資格對黨的三中全會的政策說三話四？如果你想要送到中央去，就得寫一篇話表示自己對陳不滿的態度。你身體不好，何必在這件事情上花時間！”我的主張說得非常堅決。可是後來我知道他還是把它轉送給了鄧力群。不知他是怎麼考慮的。不過至今我還是認為我給他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我感到在思想解放這一點上，周揚還是不那麼夠。

周揚把這篇文章轉出去之後，又引發了一段重要的故事。因為不在回憶“周揚和我”的範圍之內，就不在這裡寫了。

1996．1寫

1997．1改

周揚的目光

王蒙

如果我的記憶無誤的話——我從來沒有用文字記錄一些事情的習慣，一切靠腦袋，常有誤訛，實在慚愧——是1983年的歲末，周揚從廣東回來。他由於在粵期間跌了一跤，已經產生腦血管障礙，語言障礙。我到絨線衚衕他家去看他，正碰上屠珍同志也在那裡。當時的周揚說話詞不達意，前言不搭後語，以至盡是錯話。他的老伴蘇靈揚同志一再糾正乃至嘲笑他的錯誤用飼用語。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慚愧地不時笑著，這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次，他笑得這樣謙虛質樸隨和，更傳神一點，應該叫做傻笑。眼見一個嚴肅精明，富有威望的領導同志，由於年事已高，由於病痛，變成這樣，我心中著實嘆息。

我和屠珍便儘量說一些輕鬆的話，安慰之。

只是在告辭的時候，屠珍同志問起我即將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一次文藝方面的座談會。還沒有容我回答，我發現周揚的眼睛一亮，“什麼會？”他問，他的口齒不再含糊，他的語言再無障礙，他的笑容也不再隨意平和，他的目光如電。他恢復了嚴肅精明乃至是有點厲害的審視與警惕的表情。

於是我們哈哈大笑，勸他老人家養病要緊，不必再操勞這些事情，這些事情自有年輕的同志去處理。

他似乎略略猶豫了一下，然後“認輸”，向命運低頭，重新“傻笑”起來。

這是我最後一次在他清醒的時候與他見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終身難忘。底下一次，就是1988年五次文代會召開前夕陪胡啟立同志去北京醫院的病房了，那時周揚已經大腦軟化多年，昏迷不醒，只是在喚他的名字的時候他的眼睛還能眨一眨。畢淑敏的小說裡描寫過這種眨眼，說它是生命最後的隨意動作。

周揚抓政治抓文藝領導層的種種麻煩抓文壇各種鬥爭長達半個世紀，他是一聽到這方面的話題就聞風抖擻起舞，甚至可以暫時超越疾病，煥發出常人在他那個情況下沒有的精氣神來。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同時，沒有“出息”的我那時甚至微覺恐懼，如果當文藝界的“領導”當到這一步，太可怕了。

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說評獎的發獎大會上，我聽照例的周揚同志的總結性發言。周揚同志說到當時某位作家的說法，說是藝術家是講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云云。周說，大概在某些作家當中，把他是看作政治家的，是“不講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看作藝術家的保護傘，是“自由化”的。說到這裡，聽眾們大笑起來。

然而周揚很激動，他半天說不出話來。由於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淚。實實在在的眼淚，不是眼睛溼潤閃光之類。

也許他確實說到了內心的隱痛，沒有哪個藝術家認為他也是藝術家，而真正的政治家們，又說不定覺得他的晚年太寬容，太婆婆媽媽了。提倡寬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寬容，這是一個無情的然而是嚴正的經驗。懂了這一條，人就很可能成功了。

就是在那一次，他也還在苦口婆心地勸導作家們要以大局為重，要自由但也要遵守法律規則，就像開汽車一樣，要遵守交通警的指揮。他還說到干預生活的問題，他說有的人理解的干預生活其實就是干預政治。“你不斷地去幹預政治，那麼政治也就要干預你，你干預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預你一下你就會受不了。”他也說到說真話的問題，他說真話不等於真理，作家對於自己認為的說真話應該有更高的要求。他在努力地維護著黨的領導，維護著文藝家們的向心力，維護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現的文藝工作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甚至為之動情落淚，殷殷此心，實可憐見！

在此前後，他在一個小範圍也做了類似的發言，他說作家不要驕傲，不要指手劃腳，讓一個作家去當一個縣委書記或地委領導，不一定能幹得了。

他受到了當時還較年輕的女作家張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