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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批判的實踐效果非常之壞，不講別的方面的影響，單講對周揚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次打擊。它毀壞了周揚的健康。周揚動過肺癌手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這些他都挺過來了。這一次雖然沒有開他的鬥爭會，沒有把它關起來，可是他心中的創傷卻無法癒合。接見記者後，對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沒有估計到的。在胡喬木再三動員他接受記者採訪後，他以為這件事到此為止，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使他處在無法聲辯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頭來。
我對胡喬木批評周揚人道主義這件事一直不贊成。我認為這種批判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胡喬木自己也沒有力量寫出一篇能自圓其說的文章，找了不少人幫他寫，也沒有寫好。而他就在自己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卻給周揚無限上綱。我看到了這種情況，就為周揚不平。我看到周揚那樣不快樂，於是我去油房衚衕的次數也就多起來，為的是安慰他。到周揚家裡我並不多談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東講西講，讓他多知道一些資訊，多關心一些問題，少想這件不愉快的事。但還是不能完全不講到他在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會上那個發言的事。每當接觸到這一件事，蘇靈揚對胡喬木的作為極不滿意，常常激昂慷慨地數說一通胡喬木。周揚則常在一旁默默不語，偶爾括幾句話。1984年剛過年，胡喬木的那本批判周揚的書出版了。過了不久，春節到了，1月24日，胡喬木寫了一首詩向周揚“問候”。這首詩有八行：“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傷口會癒合，友情會保持。／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在油房衚衕讀到這首詩，蘇靈揚十分氣憤，認為這是胡喬木對周揚的愚弄。事實上，傷口再也不可能癒合了，周揚與胡喬木兩人再也不可能擁抱在一起。
胡喬木和周揚之間的友誼從此破裂。周揚很少說，蘇靈揚是直性子，說話就很不客氣。見了人就不客氣地批評指責胡喬木。聽說有一次周揚病重，有一位周揚的老朋友去醫院看望，胡喬木也跟著去了。蘇靈揚就當著胡喬木的面對那位老同志說，“你說來看我們，我們歡迎，為什麼帶著別的人來？”使站在一邊的胡喬木下不了臺。
不久前，我看到《讀書》上有常念斯的一篇懷念胡喬木的文章。文章通篇都是讚揚胡喬木或為胡喬木辯護的話。許多辯護完全不符合事實。在這裡且放下不表。不過其中也認為胡喬木在周揚的問題上是做了錯事，可是作者沒有講這錯事的性質如何不光采，也沒有說後果如何嚴重。
在受批判後開頭的一段時間，周揚還到中顧委去開會。1985年周揚去廣州，在珠島賓館洗澡時跌了一跤，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回到北京，在家裡我見到他時，身體就明顯地更壞了。以後每次去看他，都覺得他一次不如一次，他本來是很健談的人，可是話說得越來越少。
後來周揚幾次住進醫院，傳來的訊息越來越不好，說他開始出現腦軟化的現象。
到了1988年初，我取得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援，編了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文選》。其中第一篇就是周揚的那篇文章。除他的論文外，還有黎澍、蘇紹智、廖蓋隆、丁守和和我的文章，一共六篇。署名是“周揚等著”。做完這件事，我很高興，總算為周揚做了一件事。不過我寫的那篇《編者的話》不得不非常簡單，只寫了幾句有關編寫出版事務的交代，一句帶實質性的話也沒有寫。不過在書出版後，周揚已經不能作出反應了。
在醫院裡我見過周揚幾次，他已不能再說什麼話。不過當我去醫院時，我握著他的手，從他的眼光中和握力中還可以感到他認出了我這個部下兼朋友。
最後我想補記一件事。
大概是1983年，似乎是在胡喬木批判他那篇文章之前，一次我去周揚家，他取出一篇文稿給我看，那篇文稿署了一個我沒有見過的現在早已忘記的名字。可是一望我就認出是陳伯達的筆跡。內容不長，大概五六頁，是直行寫的，看下去，內容原來是批評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農業政策的。文稿引了列寧的著作，也引了一些報上的材料（其中有一段是從上海發行的《世界經濟導報》上引下來的）。周揚告訴我，這是陳伯達“文革”前的秘書送給他的。周揚給我看，問我他該怎麼處理這篇東西。我認為陳伯達那樣一個保外就醫的犯罪分子居然寫起反對黨的路線的文章來，真是豈有此理。我對周揚說：“你不要替陳伯達轉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