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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撞，張潔立即反唇相譏：“那讓這些書記們來寫寫小說試試看！”
我們都覺得張潔頂得太過了，何況那幾年周揚是那樣如同老母雞保護小雞一樣地以保護文藝新生代為己任。但是彼時周揚先是一怔，他大概此生這樣被年輕作家頂撞還是第一次，接著他大笑起來。他說這樣說當然也有理，總要增進相互的瞭解嘛。
他只能和稀泥。他那一天顯得反而是十分高興，只能說是他對張潔的頂撞不無欣賞。
周揚那一次顯得如此寬厚。
然而他在他的如日中天的時期是不會這樣寬厚的，60年代，他給社會科學工作者講反修，講小人物能夠戰勝大人物，那時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峰，那時候他的言論鋒利如出鞘的劍。他在著名的總結文藝界反右運動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提出“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的時候，也是寒光閃閃，鋒芒逼人的。
1983年秋，在他因“社會主義異化論”而受到批評後不久，我去他家看他，他說到一位領導同志要他做一個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要做得使批評他的人滿意，也要使支援他的人滿意，還要使不知就裡的一般讀者群眾滿意。我自然是點頭稱是。這“三滿意”聽起來似乎很難很空，實際上確是大有學問，我深感領導同志的指示的正確精當，這種學問是書呆子們一輩子也學不會的。
我當時正忙於寫《在伊犁》小說系列，又主持著《人民文學》的編務，時間比金錢緊張得多，因此談了個把小時之後我便起立告辭。周揚顯出了失望的表情，他說：“再多坐一會兒嘛，再多談談嘛。”我很不好意思也很感嘆。時光就是這樣地不饒人，這位當年光輝奪目，我只能仰視的前輩、領導、大家，這一次幾乎是幽怨地要求我在他那裡多坐一會兒。他的這種不無酸楚的挽留甚至於使我想起了我的父親，他每次對於我的難得的造訪都是這樣挽留的。
他是從什麼時候起變得有些軟弱了呢？
我想起了1983年初我列席的一次會議，在這次由胡喬木同志主持的會議上，周揚已經處於被動防守的地位，吃力地抵擋著來自有關領導對於文藝戰線的責難，他的聲音顯出了蒼老和沙啞。他的難處當然遠遠比我見到的要多許多。
而在30年前，1963年，周在全國文聯擴大全委會上講到了王蒙，他說：“王蒙，搞了一個右派嘍，現在嘛，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啦，對於他，我們還是要幫助”先是許多朋友告訴了我周揚講話的這一段落，他們都認為這反映了周對於我的好感，對我是非常“有利”的。
當年秋，在西山八大處我參加全國文聯主持的以反修防修為主題的讀書會的時候，又親耳聽到了周揚的這一講話的錄音，他的每一個字包括語氣詞和咳嗽都顯得那樣權威。我直聽得汗流浹背，誠惶誠恐，覺得黨的恩威，周揚同志的恩威都重於泰山。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見到周揚同志的，地點就在我後來在文化部工作時用來會見外賓時常用的子民堂。我由於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受到某位評論家的嚴厲批評，想不通，給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後來受到他的接見。我深信這次談話我給周揚同志留下了好印象。我當時是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很懂黨的規矩，政治生活的規矩，“黨員修養”與一般青年作家無法比擬。即使對於那篇小說，我不能接受那種嚴厲的批評，我的態度也十分良好。周揚同志的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他見我十分瘦弱，便問我有沒有肺部疾患。他最後還皺著眉問我：“有一個表現很不好的青年作家提出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文學成就沒有十月革命前的文學成就大，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我回答說：“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進行全面的調查和研究，需要掌握充分的資料，隨隨便便一說，是沒有根據的。”周揚聞之大喜。
我相信，從那個時候起他就決心要一直幫助我了。
所以，1978年10月，報紙上是“文革”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周揚出席國慶招待會的訊息，我立即熱情地給他寫了一信，並收到了他的回信。
所以，在1982年底，掀起了帶有“批王”的“所指”的所謂關於“現代派”問題的討論的時候，周揚的傾向特別鮮明（鮮明得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驚奇，因為他那種地位的人，即使有傾向，也理應是引而不發躍如也的）。他在頒發茅盾文學獎的會議上大講王某人之“很有思想”，並且說不要多了一個部長，少了一個詩人等等。他得罪了相當一些人。當時有“讀者”給某文藝報刊寫信，表示對於周的講話的非議，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