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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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微笑中和往日的宿怨握手，但是，她卻永遠不會原諒某些人——因冤屈的產生，或者其他原因。

她的心中，濃濃陰影難以驅散。

十年前的那個下午，我沒有見到那些與丁玲有著密切關係的重要歷史人物。現在想來，我當時一定是用企盼的目光在大廳裡搜尋過。遠遠近近的風雲波瀾之後，我特別願意看到那些在歷史中扮演過不同的角色的人們，如何在這樣一個場景中相遇，如何含笑面對，或者漠然視之。

我最希望見到的場面並沒有出現。沈從文沒有來。周揚。夏衍等也沒有來。在丁玲漫長的一生中，他們都是與之有關的重要人物。

他們當然無法參加這個集會。沈從文已經半身不遂，周揚也重病在身，夏衍年歲頗高。我所考慮的是：即使身體健康，他們也不可能接到邀請；即使接到邀請，他們或許也不會參加。丁玲與他們之間，橫亙著鴻溝，難以逾越。

沈從文與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開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們相互沒有諒解，而是把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留給後人描述、評說（參見拙著《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百花文藝出版社）。比較而言，他們之間的矛盾，儘管有許多時代的、政治的因素參與其中，但畢竟更具個人色彩。在所有世紀，在所有時代，類似的個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現。這是文人間過去、現在和將來不斷上演著的人生戲劇。

和周揚等人的矛盾則不同。他們才應該是丁玲心中揮之難去的陰影。從延安時代起，特別是1955年、1957年對她的無情打擊，使她永遠不會原諒他們。這陰影從來沒有淡去。她會不會根本不願意告別那些陰影？既然陰影給過她磨難，那麼現在，當苦難過去，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它們反而使她獲得活力。在蒙受打擊時，她奮力抗爭過，在陷入逆境時，她默默等待過。現在，一切不同於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顯示出她的個性，有意無意之中，與周揚（對手？）的相對是那樣鮮明而引人注目。從這一角度考慮，以往的陰影對於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負擔，相反，它給她以刺激，給她以活力，更給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說凝聚力。

於是，她自然而然成為了一箇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運動中與周揚有過這樣或那樣矛盾的人們，彙集到她的周圍。她和周揚的對峙，半個世紀以來似乎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形成一個完美的局面。

在這樣的人與事的演變中，時間顯得那麼無足輕重。儘管其間有過風風雨雨，有過起承轉合，儘管與之關聯的人們不斷地交換和排列組合，沒有化解的矛盾，卻一如半個世紀前的延安時代，依然存在著，並以不同方式延續。

一個個心靈上打著無數個無形的結。這些結也把時間緊緊捆住。時間是流動的，但在這裡也是停滯的。

兩年前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我曾做過一個演講，題目是《文學團體在中國的演變》。開始我想講貫穿半個世紀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宗派之爭。可是，轉而又起，“宗派”，一個多麼難以講述清楚的現象。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觀者也好，本身就無法面對這個尷尬的現實。更何況糾纏其中的那些錯綜複雜難說是非的人際糾紛，也許是永遠無法理清的一團亂麻。如此棘手的話題，我怎麼可能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裡，把它講得明白易懂。

我放棄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後，“宗派鬥爭”這一問題從來沒有走出我的思緒。我不能捨此不顧。研究20世紀中國的文人，研究這個世紀的文化現象，這個課題無論如何都是不應該回避的。

一直困擾左翼文化界的宗派鬥爭，不管與之有關的人們是否承認，它始終客觀存在著。我們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際糾紛，有的也許不再值得提及，因為那畢竟更大程度上屬於個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時代都不可避免發生的生活現象。但對於具有代表意義的宗派糾紛，因為它們與政治和文化的興衰起落、與人的命運滄桑有著密切關係，便包容了巨大的歷史分量，所以，縱然難以歸納梳理，也值得花費氣力去認識，去解剖。

問題是它實在太難以把握。這是一個巨大的漩渦，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厭惡的，許多人都在這一漩渦裡被動地或主動地滾動著。它還是一個巨大的迷宮，一旦走進，人們便在無休止的曲折小徑上行走，陷人一個似乎永遠走不出的窘境。拐來拐去，忽東忽西，如此迴圈反覆，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漸漸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漸漸不能確定自己的位置與動機，一種巨大而無形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