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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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他的人回憶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談。1983年之後，他幾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書房裡，站在書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會發火，也不同別人敞開思想交談，即使與妻子也沒有過多的言詞。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統統裝在自己一個人的心裡。讓它們在裡面滾爬扭打，漚爛，發酵。

1983年年底，在為《鄧拓文集》寫序時，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一個作家發現自己在思想認識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個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場上得

應力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況下，或者由於黨的政策和工作上

發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著錯誤的、不健康的觀點和情緒，出現

兩者之間不一致或不協調都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黨員作家首先

應當相信群眾、相信黨，以嚴肅認真，積極負責的態度向黨陳述自己的意

見，決不可隱瞞和掩蓋自己的觀點，更不可把自己擺在黨之上，以為自己

比黨還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應當在黨的正確方針和政策的引導下改變

自己的不正確的認識，使黨的正確主張為自已所接受，所融會貫通，從而

在思想政治上達到同黨中央的認識一致。這是我國近幾年各項事業蓬勃發

展從正面證實了的一項重要經驗，也是在懷念死於“四人幫”文字獄的鄧

拓同志時不能忘卻的歷史教訓。

按照我的體味，這段話似乎講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細琢磨，卻不難感覺到字裡行間的矛盾表述。周揚是在語言的圈子裡徘徊著，他欲明白說出卻又遲疑再三，他欲將自己置放進去，但不等跨進門檻就又小心地把腳縮了口來。這樣的心態，使這段話表現出思緒的不順暢。

顯然，他的內心就縈繞著如此之重的苦悶。他為自己被誤解被批評而痛苦，但是，在那樣的時刻，精神的矛盾並沒有減少，而是如許多年前一樣，構成了他性格的悲劇。唯一不同的是，他總算願意用這樣的語言採取這樣的形式，記錄下重重矛盾在心靈深處留下的印跡。

這便是周揚的可貴。搖盪的鞦韆，心境從不會平靜如湖水。但他並沒有虛飾它，沒有停止過思索與反省。他本來的願望中，我理解，還是要擺脫這搖盪帶來的痛苦徘徊。這樣的真誠與儘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於以往的他，更不同於某些純然為權力、為某種難以言明的意圖而不停地演戲的人。

周揚寫下關於鄧拓的那些文字時，距他生命的終點已經很近。充滿矛盾的他告別世界時，留給人們思考的是一些難以解答的疑問。

鞦韆，還在我們的思緒中搖盪

往事已然蒼老

這些日子，因為搬家，我清理一些舊物，在一個大信封口袋裡，發現一摞照片。它們攝於198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是在丁玲為《中國》雜誌創刊而舉行的大型招待會上。我從來沒有學會攝影，至今也只會用“傻瓜”相機。但是，我珍愛十年前留下的這些照片。在我那幾年所拍攝的照片中，也許只有這一組照片最能引發我的感慨，至少在現在是如此。

印象中，那是一年間北京最為熱鬧的文壇盛會，在北京的幾代作家，足有三四百人，都來到了新僑飯店。於是，我的這些照片，固定住一些在我看來十分難得的瞬間。難得，因為絕對不再有可能出現相同或相似的場景——

胡風在夫人梅志和女兒攙扶下來到大廳。不到一年，他就將離開人間，離去時，孤傲的靈魂仍然擔負著無法卸掉的歷史重負。爽朗的蕭軍，依然爽朗的大笑著，幾年後他也將離去蕭乾彎著腰與曹禺熱烈握手。曹禺當然還記得當年自己的《雷雨》，在蕭乾主辦的《大公報》評獎中獲獎的往事。那一片刻，他們談得十分開心。站在他們一旁的是吳祖光——一個似乎是永遠在不斷惹來麻煩也始終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與另一位同齡作家坐在一起談得好像非常投機。他們在爭論著什麼，或者是在一同回憶著什麼。王蒙認真地聽，關切的神情還帶著應有的禮貌。另一個則顯得很投入，一隻手有力地伸出來，在描述著什麼或者強調著什麼。

假如把出席這個招待會所有人員的名單開列出來，一定是一個奇妙的排列組合。過去的對手或者朋友，以後的朋友或者對手。他們中每個人的過去或未來，都會是一部厚厚的書。他們相互之間起伏不定的關係，更是無法詳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