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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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搖盪的鞦韆

關於周揚的隨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揚的追悼會。那天，八寶山幾乎成了一個社會舞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政見的人，對死者有著不同認識不同關係的人，都為同一個人默哀，雖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經歷中，似乎還沒有一個人的追悼會，能像他的追悼會這樣具有極大的相容性，同時負載著眾多難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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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盪的鞦韆

關於周揚的隨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揚的追悼會。那天，八寶山幾乎成了一個社會舞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領域不同政見的人，對死者有著不同認識不同關係的人，都為同一個人默哀，雖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經歷中，似乎還沒有一個人的追悼會，能像他的追悼會這樣具有極大的相容性，同時負載著眾多難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規格而言，追悼會的重要性已達到一個文化人所能獲得的極致；就文化意義而言，追悼會的相容性同樣達到極致。倘若死者靈魂有知，不知會是怎樣感覺？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標嗎？兩者在他死後的研究，並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和宣傳黑格爾的辯證法。，居然同時來到靈前。

然而，當佇立在飄蕩的輓聯面前，我又感覺到這突然而至的榮光，卻隱含著幾絲悲涼。因為對於周揚來說，這榮光的代價是人生走至終點時最後的痛苦、寂寞、苦悶乃至精神死亡。同時，它的降臨，又是因一個巨大的歷史變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紛沓而至的文化人，也並非完全為了一個個人而來到這裡。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善良的寬容，他們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風風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暫卻又難能可貴的心靈閃光。他們不是歷史學者，不需要冷靜和嚴厲，不需要去對歷史人物做判斷。

在一剎那間，我彷彿覺得這個追悼會所表現出來的重要性和相容性，對於周揚的一生顯然具有某種象徵意義。是否可以說它們分別代表著他人生的雙重意義，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兩者深藏於他的內心，決定著他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它們天生地糾纏在一起，生生滅滅，互消互長。在漫長的歲月裡，和許多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獻身於一種革命事業，但其生命的表現形式則是在這兩者的擁抱、排斥、搏鬥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這麼說，在他的內心，兩者或許有過短暫的統一，更多的時候則是矛盾的。內心的矛盾，就決定了行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產生出異化的力量，改變或扭曲他的人格。從而在人們的眼裡，在任何時候，他都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存在。這兩者的矛盾存在，制約著他的一切選擇，決定著他的善與惡的揮灑。在仕途上，他彷彿坐在一個從未停止搖盪的鞦韆上面，盪來盪去，性格的悲劇也就因此而產生，因此而無法避免。

就是在那個時刻，我心裡突然產生一個想法：把周揚作為我未來筆下的一個傳記人物去研究。然而，幾年過去了，我採訪了許多和他同時代的人，但是主義”。，關於他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來，他的複雜他的難度，遠遠大於我以往所描述過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蕭乾。胡風、沈從文等。他們也是有著複雜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們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內心的影子，他們的生存環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揚卻不然，他留給我們的諸多公文和報告，很難讓人能從中窺探到他內心的變化。實際上，在延安之後的許多時間裡，他的自我已經消失在報告的後面，人們只能從歷史風雲的變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絲馬跡。

雖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這個歷史人物對我的誘惑。他作為一種型別的知識分子，他作為左翼文化一段歷史的代表人物，對他的悲劇的解剖，其意義是很多與他同時代的文人所無法取代的。不僅僅他，20世紀的中國，仍有許多重要的人物沒有被認真地客觀地描述。而對他們的研究，必將大大豐富我們對這個即將結束的世紀的認識，同時，也就會大大加深對知識分子本身的認識（例如，胡喬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個。他的特殊複雜的內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亞於周揚）。

因此，最終能否寫出一本週揚的傳記，我依然沒有把握，但是，作為一個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歷史人物的自在之物，它是超驗的，不可認識的，因而是彼岸的。自，他不會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