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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彼此之間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丁玲後來的命運會迥然不同,左翼文藝界延續甚久的這一宗派糾紛,也無從形成。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設想。
設想畢竟是設想。事實是丁玲沒有放棄走自己的路,從而她與周揚的矛盾永遠無法化解。而且,隨著丁玲小說的巨大成功,隨著丁玲獲得斯大林獎金,一時的榮耀和輝煌,反倒使這一矛盾更加激化。後來的發展,後來因宗派情緒產生的各自命運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備的歷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誰都始料不及的。
“文革”剛剛結束時,周揚接受趙浩生的採訪,同他漫談往事。《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二期上發表了這篇訪談錄《周揚笑談歷史功過》,對於很少用文字說明自己的周揚,這是難得的材料。在談話中,周揚談到了丁玲。他說在延安時期,他和丁玲就形成了兩派:“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我們魯藝這一派人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周揚的說法,未見丁玲本人的反駁,但在她去世之後,陳明先生曾在1993年發表文章,認為丁玲“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併力陳“文革”後周揚的這一談話,對丁玲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