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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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兩派（也有例外的時候，譬如延安時期批判蕭軍時，他們曾採取過相同的態度。50年代初對待胡風的問題上，也曾站在一起，胡風的一些信件中，便流露出對丁玲的不滿）。我試圖弄明白他們兩個結怨的原因，也試圖把他們互不相讓而形成的宗派鬥爭的背景梳理清楚，然而，談何容易。
那是一片片渾濁的雲煙，因時間與環境的差異，不斷地變幻著形態。濃厚的雲煙，籠罩著一切，掩映著一切。於是，當我們局外人回望它們時，常常只能看到朦朧的雲塊，而無法走進去，看一看許多熟悉或陌生的場景。我很願意在這樣一些場景中，擁有一種平靜的心境，去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相遇。同他們握手，同他們交談，同他們一道撫摸歷史留在心中的痕跡。或者，徑自一人在其中漫步，用一種新的年輕的感覺，來觸控蒼老的往事，來猜想雲煙。
雖然許多猜想可能屬於空穴來風的虛妄，但我覺得在認識歷史過程中，也許需要這樣一些猜想。於是，儘管知道實際未必盡然如此，我依然樂於隨著自己的思緒去追尋。
丁玲與周揚，兩個人不同的個性，註定他們無法走在一起。性格，這才是許多時候至關重要的因素，決定著整個程序。性格比理想、比政治、比紀律更為內在地決定著人的舉動。人的親疏好惡，即使在20世紀，即使在為理想獻身高於一切的時代也不例外。不然我們面對發生於同一政黨同一陣營中此起彼伏的個人恩怨宗派糾紛，就會覺得常用的思想、原則的劃分，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一些友人在讀過《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後，曾經反覆同我議論過丁玲的性格。一個前輩作家，一次在電話中和我談了許久，我們都希望找到一個合適、準確的詞，來概括她的特點。當然很難。我們注意到周揚和丁玲，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都願意成為人們環繞的中心，但所表現和所追求的方式卻是不同的。他同意我對周揚特點的分析，即周揚更願意以一個領導者的身份出現在文人中間，也就是說，他個性中的領導欲和權力慾，決定著他許多時候許多場合的選擇。而丁玲，儘管她也願意為人們擁戴，但不是藉助地位、權力，而是靠文學成就所形成的明星效應。
“對，是明星意識。”聊了半天，那位前輩在電話中確定了這一概括。
明星意識是一個巨大的載體，它包容著所有外在的潛在的意願，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現實。明星意識也是少數人擁有的專利，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成就有個性的人才能具備。明星意識還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一種把個性放在崇高位置的舉動。
我們這個時代是需要明星也不斷湧現明星的時代。明星總是以自我為中心，需要鮮花掌聲和歡呼。明星始終不甘於寂寞，不願意被人淡忘，他永遠需要人們的簇擁。明星不會衰老，明星希望時間凝結在他最為輝煌的那一瞬間。
明星意識對於丁玲，正是她人生意義的積極體現。她是一個女作家，便具備了女性與文學家的雙重特點。同時，她也為自己是一個革命者而自豪。政治、文學在她那裡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結合著，所以她特別看重自己作為左翼文學傑出代表這一地位。這便是與周揚不同的丁玲，也是與眾不同的丁玲。她樂於以文學的方式與人們見面，便把自己的文學興趣與成就，放在了一個特殊的位置。自己仰望著，也願意別人懷著同樣的心情仰望著。她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每個時期，她都用新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且是不同於他人的存在。只有懷著這樣的抱負，她才會在暮年仍然雄心不已，仍然充滿當年銳氣，把創辦一個刊物，同自己的存在價值緊密聯絡在一起。現在想來，在十年前的那個日子，她的政治熱情文學熱情明星意識，都得到了體現，並在體現過程中她獲得滿足，一種與周揚相抗衡的滿足一一這也許又是我的虛妄。
具有這樣性格的人，註定無法同周揚協調，除非他們各自改變自己。
丁玲1948年有一則日記，記述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往事，它成為我的描述的最好註腳：
“周揚換我在華北搞文藝工委會，心甚誠。但當我說到我的小說（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已突擊完成時，他不置一詞。我知道他的確願意我在他領導下工作，他知道我這人還有些原則性，在許多老的文藝幹部之中，他比較願用我，但他對我的寫作卻有意的表示著冷淡”。（1948年6月14日，《新文學史料》1990年3期）
簡短的記錄，卻形象地勾畫出兩個人不同性格不同意趣的衝撞。
如果丁玲接受周揚的建議，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