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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發表文章,認為丁玲“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併力陳“文革”後周揚的這一談話,對丁玲造成的壓力。
暫且不必對這樣的說法做出結論。我倒傾向於認為,周揚的談話,正好說明在他的內心,丁玲始終是自己的對立面。即使到了“文革”之後,在他頻繁地表現出難得的反思和懺悔時,仍然沒有淡忘與丁玲的隔閡。
丁玲同樣如此。她也始終沒有淡忘與周揚的矛盾,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那種因多年的磨難而產生的敵意,更加痛切。在1979年1月的一則日記中,丁玲記錄了她的這一情緒:“電視中見到周,依然仰頭看天,不可一世,神氣活現。謠傳將出任部長。”(1月26日,載《新文學史科》1990年3期)這時《周揚笑談歷史功過》還沒有發表。
在另一則日記中丁玲還寫到:“近日為周‘文’所苦。決先寫《風雪十二年》。下午××來,未談正事,不談要事,只勸我不要捲入幫派。我何時有幫派?現在誰有幫派?他自己是否有幫派?勸我不要捲入,究竟意在何處?有何所指?他代表誰在說話?對我想起何作用?這些小丑,總是會說假話,會說瞎話,會說壞話,真是防不勝防呵!”(3月24日,出處同上)
歷史的積怨不再可能化解。兩人之間的矛盾,就這樣一直延續著,一直折磨著他們,直到彼此生命的終結。我不知道,當生命即將結束時,他們會用什麼樣的目光審視他們身上發生的一切。他們的情緒漩渦,會否在一種特定時刻停止旋轉,可以以平靜和寬容的心情環視周圍,回望自己走過的漫長路程。
我所描述的人告別了我們,也告別了屬於他們的那段歷史。告別時,他們心中的結可能仍然沒有解開,但對於我們,看不清的雲煙,或許會由此漸漸散去,歷史的漩渦,或許也將歸於平靜。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作為對他們那一代有興趣的人,我願意去理解他們,去認識他們。可是,更多的年輕人,常常會以淡漠的心情看待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這一切。許多當事人有過的痛切與激奮,不再能引起年輕人同樣的共鳴。他們閱讀歷史時,只把它看作陌生的一頁隨意翻過。
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我的許多同齡人,還有更為年輕的一代,他們常常以疑惑和奇怪的神情,打量我所描述的故事。於是,隨著時光流逝,隨著環境變遷,過去發生的一切,對於他們會漸漸變得不可思議,那不過是一些已然蒼老的故事。
這完全可以理解。沒有了歷史的重負,沒有了那麼多的與政治與權力緊密相連的個人恩怨,他們的步履從而顯得不同於前人。他們正在走進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也許可以說是正在失去權威的時代一一或者換個說法,期待權威卻無法產生權威。人們往往更看重個人的一切,前輩那種為理想為信仰為某一願望如此執著如此痴迷乃至瘋狂的舉止,對於他們已顯得陌生。
歷史如同一個茶館,不斷地變換著話題,但也不斷重複著話題。毫無疑問,對過去感到陌生的年輕人,會用自己的方式,開始創造下個世紀的話題。但是,他們同樣將面臨自己的選擇,也將因思想因性格而遭遇新的困擾。舊的話題會不會重新被述說,過去困擾過周揚丁玲那代人的現狀會不會同樣呈現於我們面前,誰也無法斷定。
那麼,我們不妨時而將目光打量一下過去的日子,儘量去認識去理解似乎不可思議的已然蒼老的往事,從而我們更能把握現在,把握自己。
用年輕的心擁抱蒼老往事,會產生一種新的感覺。
1994年7月
與夏衍談周揚
時間:1991年10月
夏衍——作家
每次見夏公,都是來去匆匆,只有一次例外。1991年10月的那天下午,我們談了很久,話題很集中都處於不可分割的內在關係中,關係構成了事物的真正本質。,主要是關於周揚。
由夏衍來談周揚,當然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歷史的原因,他們兩人被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彼此往來長達半個世紀,彼此政治地位政治經歷也十分接近,可以說健在的其他任何文人,都不可能像夏衍這樣更能瞭解周揚性格的核心,更能設身處地地體察周揚在不同歷史時刻內心的感受。在我所完成的關於周揚的一系列訪談錄中,無疑,與夏衍的談話,有著特殊的價值。
他的床頭上正好放著我的那本《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關於周揚的談話便是由胡風開始。他毫不遲疑地回想起一件件文壇往事,坦率地發表著對一些人與事的看法。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