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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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曾有過熱烈的愛情，周揚與她矛盾激化，也許有相應的個人因素參與其中，但我認為彼此之間性格的衝突起著決定作用。

不管怎樣，一旦權力的介人成為現實，以往的種種矛盾衝突，便發生了質的變化，各自的命運也從而改變。

十年前那個喧鬧場景，在冬日的蕭瑟中顯得離周揚那麼遙遠。

周揚躺在病榻上。白色裹著的世界，沉寂無聲。

突兀其來的變故，已經使他無力再繼續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維一日日接近於死亡。類似的場景裡，不再可能出現他過去威嚴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樣的活力，與丁玲一樣感受創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卻永遠不會無聲無息地消失。他註定成為這個世紀的顯赫角色，活著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著。

周揚在“文革”後以不同於過去的面貌出現於歷史舞臺，使一個可能會被人們用單一筆調單一色彩勾畫的歷史人物，變得複雜起來豐富起來。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難被人理解。歷史與現實中巨大的差別，使對他的描述增添許多意味，也增加許多難度。透過外在的形態，人們能看見背後隱匿的世界嗎？情況就是如此。不僅他晚年所表現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議論和結論，他整個的人生，也從而更具解剖價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敘說，更具歷史感。

我一直設想寫一本週揚傳，可準備好幾年，至今也沒有動筆。這實在是難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經歷的一切，他所活動的背景，似乎遠沒有到可以灑脫地勾畫的時候。和我寫過的那些人物不同，我無法深入到他的內心，無法透過他外在的形態，揣摩其每一時刻每一舉動的動機。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討，值得描述。人們要了解歷史，或者認識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個頗具誘惑力的物件。

在談論他時，我曾用過“仕途上搖盪的鞦韆”這樣一個比喻（參見《搖盪的鞦韆》，《讀書》1993年10期）。我知道，對於周揚，這種比喻顯得簡單，但我暫時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概括。對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輩表示不能接受。他們認為我沒有理解他們和周揚這樣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時，是以熱血和生命為代價，來追求理想的實現。做官、權力等，並不是花園中美麗的花朵，平靜地等待著他們摘取。

起初聽到這樣的意見，我覺得自己可能顯得偏頗。對於曾經充滿理想充滿英雄主義精神的那代人，我怎麼能用“仕途”這種傳統術語來概括其人生旅途呢？為了表述的方便，為了對某一方面的側重，卻掩映了曾經閃光的生命。由此可見，在歷史面前，年輕人的筆常常會顯得單薄、膚淺、無力。而年齡差異環境差異，幾乎是無法跨越的，這樣，對過去的認識，如何才能準確、才能真切？我無法確信。

隨後我又感到困惑。

人都生活在現實之中（人們習慣說，現實是歷史的延續）。而現實，無論何時何地都存在仕途、權力，而地位的不同能帶來人的分量的不同。這是無須迴避的存在。理想的最初閃耀，未必就能取代一切，涵蓋一切。一個恢宏事業的進展過程，也並不一定讓個人性格全然消亡。我們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歷史的大合唱中，個人總是以不同方式發出自己的聲立曰。

周揚正是強烈地表現出個性的一個。我覺得，一方面，“仕途”還是能概括他五六十年代所曲折走過的路程，另一方面，與“仕途”緊緊相連的領導欲、權力慾（這裡並非是貶義上的理解），從一開始就伴隨著他。他熱情擁抱理想，勇於為事業而獻身，同時，又把個性的完成，同理想的實現融合在一起。於是，當歷史給予機遇，只有20幾歲的他成為左聯的領導人，這樣的性格就得以展示，並決定他成為是是非非的中心，成為一面屬於自己的旗幟。從那一時候起，與魯迅、與馮雪峰、與胡風、與丁玲無休止的爭論，不同程度的鬥爭，不同結局的命運，成為周揚一生極為重要的人生內容。而這一切，不會因為他生命的結束而被時間消解。

當他躺在病榻上度過最後時光時，他可能已無法想起這些。而我，在十年前的那個日子，只是關注著他能否出現在以丁玲為中心的場景，至於其他，無暇去想。

丁玲與周揚，本不該成為無法和解的對手。

他們有那麼多可以成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鄉常德與益陽相鄰；從事同樣的文化創造，同被視為左翼文學的代表人物；擁有共同的理想，同屬一個政黨；一度同為所崇拜的領袖賞識然而，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親密地合作過，相反卻壁壘分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