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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因權力的參與而顯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並非一個貶義的現象，它和“派別”應該是通用的。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需要思想、學術、文學諸方面形成各領風騷的派別，或者說宗派。在一個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爭本應是思想的衝撞，觀念的交相輝映，而不必藉助其他。由此，人類的精神領域，才變得豐富起來，才呈現出千姿百態。好幾年前，談到刊物的個性時，我曾對所謂“相容幷蓄”的方針發表過意見。我認為，一個刊物其實就應該高揚自己的旗幟，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佈自己與別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無誤地具備排他性。只有這樣真正具備個性風格的刊物，才能獨樹一幟，不至於淹沒在洪水一樣的刊物中。幾十年來，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個《××文學》、《××文藝》，多少大學，又有多少個《××大學學報》，可是，誰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記得住各自的特徵？一樣的“相容幷蓄”，一樣的分門別類，一樣的文風、學風。沒有相互之間風格的競爭，思想的交鋒，更談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別，去進行富有意義的賽跑。
於是，呈現在歷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單調。雷同、單調，也就意味著風格、思想與精神的蒼白。不僅僅刊物，其他很多領域同樣如此。
公開的光明正大的派別之爭消失了，與權力相結合的宗派鬥爭，卻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聲有色地進行著。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權力閃耀著美麗的光環，但一旦與無法明說的宗派情緒嫁接，便長成為一棵彎彎曲曲的怪樹。樹上沒有鮮花，卻結下了苦果，澀果。
周揚在更多時候擁有別人沒有的權力，他自然成為一箇中心。當勾畫他的一生時，他的暮年會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濃彩的。但我們又必須還原一個完整的真實的他。不管承認與否，在以往那些日子裡，他心中的宗派情緒，不斷蠶食著感情。思想與理智。他擁有胡風、丁玲、馮雪峰他們所沒有的權力，他便有了戰勝他們的可能。事實就是如此。當一個個運動突兀而至時，有意無意之間，周揚把個人情緒同政治鬥爭捆在一起，從而導致與胡風、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並藉助於革命的名義，藉助別人沒有的權力，把長久的糾紛，畫上了一個圓圓的句號。
沒有他那種權力的人們，希望自己也能擁有它，藉助它。於是，他們無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們所崇拜和敬重的領袖們。最終，他們失敗了。因為，宗派鬥爭並不是決定事情變化的一切，特別在領袖們那裡。可惜捲入其中的人們，無法擺脫個人糾紛的困擾，把思路轉到另外的角度。
開始思考宗派鬥爭這一問題時，我常常想，為什麼它偏偏在左翼文藝界內部最為嚴重。從魯迅時代的兩個口號論爭開始，一直到丁玲與周揚最終的互不原諒，幾乎長達半年多世紀。捲入其中的許多人，本應是戰友，因為他們從事著同一事業，擁有同一理想。可實際上他們卻成為無法和解的對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其他。
也許是歷史給予他們一個誤會。在他們心中，總有這樣的自信，自己擁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擁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確的。時光匆匆，鳳雲匆匆，他們的詞彙中段少“寬容”的字樣。過分的自信，產生強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種鄙視的目光，打量與自己相左的人。
具備這樣自信的人，是沒有權威概念的。正是如此，當年年輕的周揚，和一些年輕的左翼作家，才敢於向魯迅挑戰，因為他們堅信自己掌握著真理，代表著新生的時代。不然，我們無法解釋發生的一切。
這是一個重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開端。由此，政治熱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緒，便不可避免地成為一體。在權力還沒有成為決定思想之爭、學派之爭命運的時候，與魯迅的矛盾，僅僅限於文字交鋒思想交鋒，而且是極有意義的交鋒。但是，即使這樣，一種被扭曲的情緒，給後來的宗派鬥爭埋下了隱患。魯迅派——馮雪峰派——胡風派，名稱的變換意味著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複雜化。50年代“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等，幾乎囊括了所有曾與周揚等人在不同時期有過沖突的文人。丁玲與馮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