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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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黨的關係，不單是政治的關係，還有感情的，因為我們就是黨培養的。從參加學生運動到延安接受教育，以後抗日、進城，長時間受到影響，對毛主席很崇拜。

李：你到延安應該說還算年紀小的，周揚不同，他到延安時已經在上海從事過好多年的左翼文藝運動和地下工作。

丁：雖然年紀上有區別，但延安是個革命思想的大熔爐。到了延安，接受那裡的薰陶、教育，誰都會發生變化，大家從抗戰開始，就愈加欽佩毛主席，崇拜毛主席，最後簡直是迷信了。抗戰發生時，大家都希望馬上勝利。但毛主席提出持久戰，一方面要求我們長期堅持抗戰，不能有速勝思想，另一方面要求我們不能有失敗情緒，這個信念支援我們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中不動搖。戰爭快勝利了，我們認為革命要成功了，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警惕“糖衣炮彈”問題，我們都信服毛主席的遠見卓識。

李：西柏坡會議時，你們和周揚還在一起共事嗎？

丁：我沒有，他和鄧拓都在華北局。現在回想，當時看到全國就要解放，我們興奮極了。不過，那時是精神會餐，沒有對權力、做官的非分之想，只有革命成功感。但是，毛主席的講話又給我們敲了一次警鐘。他說萬里長征只走完了第一步。我們開始不理解，認為至少走了一半。後來慢慢覺得真的很複雜，離到最後勝利還長著哩！所以，實際鬥爭教育了我們，更堅信毛主席的話是對的。他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辦，沒錯。

李：不過，你和鄧拓，包括周揚，大概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長征”會是那個樣子走下去。

丁：我們這些人在“文革”前對毛主席崇拜以至迷信。也沒料到後來有這麼複雜的變化，就是到了“文革”以後，我也沒有聽周揚講毛主席什麼。

李：你們平反後見面，難道不談到“文革”，不談到毛主席嗎？

丁：我們接觸機會很少，不可能議論，對毛主席都比較忠心，“文革”後也沒有聽他講抱怨話。蕭軍在晚年寫的文章中說：“儘管我遭受到若干年的誤解但這算不了什麼我今天仍然是如此，一直到我的終生也如此。”丁玲也是這樣。蕭軍是黨外人士，受到的打擊比我們重得多。他的夫人就住在我們樓上，她講過去他們的生活苦得很。從這些人“文革”後寫的文章說的話看，的確非常寬容豁達。他們受到的政治打擊夠沉重的，這些老同志都不羅羅嗦嗦地講過去。

李：那你對“文革”怎麼看？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毛主席也會有錯誤？

丁：這是逐漸覺察的，大約從1957年以後，看到黨內左的錯誤，反右，大躍進，特別是“文革”，那是一場民族災難。開始時對毛主席還看不清楚，總認為毛主席不知道，是江青乾的事情，後來才知道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重要的事情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所以，毛主席的威信，“文革”後降低了很多，但由於他在歷史上的作用，偉大的貢獻，我還是尊敬他。

李：不過我覺得迷信也好，尊敬也好，還應該有一種客觀的歷史態度。尤其對複雜的歷史，對民族經歷的這一災難有深刻的反思。

丁：是啊，對於歷史，每個人可以有他自己的態度和看法。我這些年做的主要一件事，就是整理鄧拓的書稿，組織研討會等。他的文章，書畫，我都整理出來出版了，讓今天的讀者瞭解鄧拓是個什麼樣的人。看他是不是反黨反革命。我這輩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能夠做好這些就滿足了，可以告慰鄧拓在天之靈。

李：我非常理解你的這種心情。

丁：你寫夏衍的那篇《風景已遠揚》中，說周揚接到通知說可以出獄，但他還是說要把給毛主席的思想彙報寫完了再出獄。這一點我理解。認為不是虛偽的。我也有這個情況。

李：你在“文革”中關進監獄沒有？

丁：我沒有關進監獄。我是“三門幹部”，家門，校門，工作崗位。歷史也沒有被捕過，沒有反動關係，一生清白。雖然出了鄧拓的事，但還沒有把我抓進監獄。像我們這種參加革命的人，最大的委屈，就是被組織誤解，說得重點，就是被冤枉。1958年，我對大躍進有些不理解，在廣播局黨內的學習會上坦誠地表達出來。認為人民公社辦早了，還有大鍊鋼鐵等我也覺得不妥當。結果廬山會議以後，傳達彭總的萬言書後，說我向党進攻，把我批判了許多天，給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把我下放農村勞動一年。1962年平反，說我反映的情況符合實際，沒有錯誤，撤銷了處分。我聽到通知大哭一場。之後，這件事就過去了，沒有怨恨。黨已經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