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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還怨恨什麼？“文革”中停止我的組織生活，我很痛苦。1973年，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別人都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我遲遲沒有。我就申請延長在幹校的時間，堅持不回京，我說不恢復組織生活我就不回去。結果多呆了半年。我是很認真的，真心真意地留在幹校。所以，我理解在監獄裡周揚要求推遲一週出獄不是裝假。
李：你怎麼想到找周揚為鄧拓文集寫序的？從他寫序的日子來看，是在他因為“異化問題”挨批之後。
丁：1983年初，因為鄧拓和周揚共事時間較長，他對鄧可能瞭解多一些，經和一些老朋友商量，覺得請周寫較合適。是我親自去找周揚，請他為鄧拓文集寫序，他同意了。還沒有開始寫，就有人批評他的異化論。但是我想，除了他，沒有別的合適的人寫。我還是繼續找他寫。你引的那段他寫鄧拓的話，我是贊成的，我們這些人，在“文革”開始時，肯定不能相信是黨的錯，錯的只能是自己，但又不知道自己錯在什麼地方，這是一種痛苦，你們這個年紀的人，可能理解不了這種痛苦。鄧拓在這一點上和周揚的認識是相同的。有人講，周揚不應該在寫鄧拓的時候談自己的思想感受。我覺得這有什麼不行？我很喜歡這篇序。
李：你如何看待“文革”後周揚的懺悔？
丁：據我來看，“文革”後周揚檢查態度很誠懇。我去看他，聽他說過。他有時流淚，對被整過的人道歉。他執行左的路線的時候，雖然和個人有關係，但那時主要還是自覺地執行黨的政策。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是錯誤的。周揚整人，一是積極執行當時的政策，二是有沒有文人間的矛盾在起作用？不過，他整人的確也很厲害。但他也不是像有的人說的那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而決定的。對於他，得做具體的歷史分析。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溫濟澤談周揚
時間：1993年8月13日
溫濟澤——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
李：我聽說你被打成右派與周揚有直接原因，“文革”後也有不少交往，像你這樣的情況還不多。我想你有這樣的經歷，這裡面你一定有不少感受。你最初接觸到周揚是什麼時候？
溫：我認識周揚是在延安。我1930年在揚州中學因為參加政治鬥爭受到通緝，就逃到上海。1931年上半年，星期天我常到四馬路逛書店，在那裡認識了丁玲和夏衍，但不認識周揚。下半年我被捕坐牢，在牢裡看雜誌，瞭解到魯迅批判“四條漢子”，知道了他的名字。
李：那時你傾向於哪一方面？
溫：我那時沒有可能瞭解整個情況，也就說不上傾向於哪一方面。到延安後，我從陝北公學調到中宣部，對他了解就多起來。我知道他學問大，不過沒有打什麼交道。
李：直接有交往是什麼時候？
溫：是在建國之後。1949年進城之後，我在廣播事業處工作，廖承志任處長，我在聯絡部任部長。後來改為廣播事業局，我當副局長，局長是梅益。從這個時候起，開始和周揚打交道。“文革”後，我們的關係就更多了。1977年周揚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喬木當時任院長，在1978年把我調到科研局任副局長。成立研究生院時，周揚任院長，我兼任副院長。
李：反右時你被打成右派到底是怎麼回事？周揚起多少作用？
溫：我被打成右派，與他有關係。鳴放開始時，我在廣播事業局負責對外廣播工作。那年五六月間，宣傳上有兩件重要事情。第一是周揚在文藝界座談會上，周揚發表談話，談貫徹雙百方針，說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可以寫，毒草也要等放出來再批評。我當時不同意這個觀點，聯想到裴多芬俱樂部，我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
李：看來你還真夠革命的，真夠正統的。
溫：第二件事是李維漢在統戰部的講話，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覺得應該在前面加上一句“在社會主義方向下”。你看我並不右吧！
李：當然不右。
溫：我把對這兩件事情的意見，在中央聯絡部會議上提出過，因為對外宣傳工作歸中宣部和中聯部共同領導。這樣的會兩週開一次，由熊復主持，王力是宣傳處長。熊覆在會上說中央已經批評了周揚的講話是錯誤的。但他講不要往下傳達。我回到局裡之後，考慮到工作的需要，在編委會上就傳達了會議精神。編委會中有一個人正好是周揚的秘書的丈夫，他回去就問是否周揚犯了錯誤。這話傳到周揚那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