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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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過一次交道。1953年周揚到上海，在“人民舞臺”做報告，過後指定一些人到文協聯吃茶，其中有我。不過沒有什麼交談。

李：雖然如此，你是胡風冤案的直接受害者，與周揚也算有不解之緣。你是否可以拋開個人恩怨，客觀地評價一個周揚。

賈：周揚是一個“五四”以後時代的人，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後來他做行政工作，學而優則仕，當官了，就有了變化。在上海時，四條漢子與魯迅鬧矛盾。魯迅是個很苦悶的人。他們一會兒打他的招牌，殘酷地利用，一會兒又批判他。他們這幫人就是搞權術。到延安後，周揚又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形勢緊張時，他是打手面孔，形勢一鬆，他身上“五四”的傳統就又出來了。

李：我的理解，他一直在民主自由這種“五四”時代的精神周圍徘徊，最終還是基本上拋棄了，被官場政治所同化。

賈：“五四”傳統的最大貢獻是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他的內心一定是矛盾的。但是，現實卻是很厲害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身上有個人主義的東西。這是一個矛盾，他有內心痛苦，這不同於別的對歷史錯誤從不仔悔的人。他翻譯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民主的東西還是有所瞭解。

李：忘掉“五四”傳統，恐怕也不是個別知識分子的問題，帶有廣泛性，是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

賈：封建主義的東西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根深蒂固，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劇，我們這代人都受到這種影響。我不能接受“改造”這種說法。我認為我們這代知識分子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李：在研究周揚時，我老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思想改造，究竟改掉的是什麼，增加的是什麼。我也曾想到應該寫一本關於50年前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書，不過工作量很大，也不知是否能夠進行。但這個題目值得有人去做。

賈：是應該研究這個問題。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