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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胡風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這種身分，沒有資格揭發，他個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提供不出什麼。”結果他只交了一兩千字的表態。還要他揭發沙汀。他說他們兩個人談創作談得來，關係還好。但胡風也知道他為人乖巧，他曾上過他的當。這不是政治問題，也不必和周揚扯上。別的就不再說了。讓胡風聽批鬥沙汀的會的廣播，他在那裡睡覺。1980年從成都來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後來進了精神病院治療，那時他對周揚仍然不放過丁玲很不滿意，說：自己痛過之後還不想想過去整人的狠，真沒人性。
李：1979年開文代會，聽說圍繞是否請胡風參加，有過一番爭論。
梅：當時吳奚如、聶紺弩提出關於“胡風問題”的議案，說好多人的問題都已解決，但為什麼胡風不能來參加？外面當時也有傳聞說胡風要來。周揚就找他們談話，不讓他們在大會提這件事。他這個人，無論如何還是要證明他是正確的。那時林默涵還與他在一起，大會報告就是他們起草的。結果沒有提到“胡風問題”。
李：當時我正好在復旦大學讀書，聽說吳奚如後來在《芳草》上發表了懷念胡風的文章，還在文壇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梅：還不是因為周揚他們的緣故。
李：“文革”後你們同他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梅：1980年9月25日，他來通知我們中央發了平反檔案，先和我談，後來要我談。他坐著紅旗轎車到醫院來看胡風。胡風起來坐在沙發上，周揚沒有道歉，只是說：“你知道嗎？我也被關了八年啊！”“中央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發像他沒有責任似的。這個案子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造成的嗎？周揚還說過，胡風不懂政治，我也吃了很多苦。
李：胡先生對他說什麼？
梅：他只說了一句：“我希望有個家。”你知道，我們一直想有個安定的家。1953年剛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準備定住下去，不到兩年我們就被抓了。從那之後，我們就沒有了家，“文革”前胡風被釋放後，希望能留在北京，可是沒有允許，把我們流放到四川。這次到北京治病，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安頓下來。
李：周揚應該可以幫忙這件事。
梅：他當場答應去解決房子。和平門的房子就是他要文化部解決的，你去過那裡，後來才搬到這裡。
李：除了通知平反之外，平反檔案給你們看嗎？
梅：只是當時讓我看了一下，胡風身體不好，不能看。看一下，就收回去，說是讓我們提意見，但又有什麼用？我看過之後，當時就說：‘哦作為一個家屬”周揚馬上接著說：“你怎麼是家屬，你也是左聯時期的老同志。”我第二天就把意見擬好，掛號寄去，但沒有回信，仍然原件發下。十一屆三中全會講過，在哪個範圍打倒的，就在哪個範圍平反。但“胡風問題”為什麼就沒有做到？當年打胡風集團，聲勢那麼大，怎麼平反時只發一個內部檔案就算了事？
李：1980年雖然說已經給胡風案件政治上平反，但由於沒有公開，許多人還不知道。你還記得嗎？1983年我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胡先生的專訪，還收到一個山東讀者的來信，他居然還是第一次知道胡風平反了。
梅：批胡風時大張旗鼓，平反時卻羞羞答答。有什麼辦法。
李：你怎樣看周揚“文革”後的懺悔，或者說反思？
梅：可能有一點兒反思，因為他落到了這樣的地步。談異化問題，總是有自己的感受吧。他本來也想改變一下左的面目，但改變形象也得作為領導來改變。1983年一挨中央批評，他又害怕沒有權，如果不檢討，就保不住位子。結果還是做了檢討，這在他公開檢討是很痛苦的。這一次促成他躺下來，腦子壞了，大概想得太苦了。什麼人去看他，他都落淚。
李：這大概就是他的悲劇性。
梅：1950年他到上海來看胡風時，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他對我們說：“我也是老犯錯誤，只要領導上一批評，我就老檢討。”他的意思實際是在做胡風的工作。胡風說：“別的可以檢討，文藝思想怎麼可以說檢討就檢討？”他確實不能理解，也做不到。
李：他要做到了，也就不是胡風了。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賈植芳周揚
時間：1991年10月2日
賈植芳——作家、教授
李：你跟周揚有沒有什麼直接交道？
賈：我生平只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