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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是應該研究這個問題。
李：周揚和胡風積怨很深，你能否簡單談談這兩個人。
賈：他們都是從事左翼文藝的，在一些方面，帶有共同的侷限。胡風和周揚最初關於“典型問題”的爭論，還是學術問題。後來才發生變化。胡風始終認為黨是信任他的。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與文藝界聚會，周恩來對毛介紹到胡風時，毛說：“是辦《七月》的胡風同志吧？”周恩來說：“不，現在在辦《希望》了。”可見毛對胡風的情況還是有所瞭解。舒蕪1946年在上海告訴我，當時毛還敬了胡風一杯酒。
李：胡風悲劇也許就在於一直相信毛澤東對他是信任的。
賈：胡風梗直，但太偏頗，愛憎太分明。一次碰到田漢，就不理他。他不喜歡的人，從不愛理。範泉辦刊物，約他寫稿，他不理睬，他說：“他是什麼東西？”“三十萬言書”中，他說範泉是南京特務，害範泉為此捱整。《新文學史料》發表時，沒有加註，我向範泉賠禮道歉。
李：左翼文藝界在很多時候，都存在著這種片面性。
賈：我的一些朋友有這個缺點。唐湜說阿壠、方然到處罵人，我們又不惹他們。的確存在這個問題。方然當年寫文章，掃蕩文壇，我不同意發，胡風也不同意。我們的左翼文藝，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一直好鬥。“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沒有糾紛，譬如與新月派就沒有個人間的矛盾。李大釗的墓是胡適、劉半農他們幫忙修的，我的嫂子、李大刈的女兒受過周作人保護，幫忙。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鬥，像錢杏邨、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周揚。
李：這種現象一直延伸到1949年以後，而且越來越厲害。
賈：大家鬥來鬥去，幾乎都是左派文人在鬥。周揚鬥胡風，鬥馮雪峰，鬥丁玲，鬥完別人鬥自己。
李：你自己還是沒有逃脫這種命運。
賈：我開始並不想捲進來，我教書，是無意之間掉進來的。但我一直有警惕性，還覺得大學是個避風港。1948年我出獄後，胡風讓我給《螞蟻》雜誌寫文章，反駁當地香港的左翼文藝界對他的批評。我沒有同意。我認為香港的批判一定有背景。為此，胡風、方然、阿壠都不高興。
李：你對周揚可不可以概要地作個說明。
賈：我看周揚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不同於一般的延安人物。他還算“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夏衍和他也有些相似。他們都曾是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周揚也不同於丁玲。丁玲愛出風頭，一箇中學生出身，文化素質低，但有反封建精神。周揚的文化素質高，是有一定修養的知識分子。對這種人，我們要理性地看，不能單純感性地看。總之，他是非常複雜的，值得你花工夫研究。
李：我想，其實寫他也是寫一代人，寫一段漫長的歷史。
賈：你應該站在更高的歷史高度來看他，來寫這代人。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陳明談周揚
時間：1993年7月27日
陳明——丁玲丈夫
李：我計劃找和周揚不同關係的人，來談他們自己對周揚的看法。這些回憶和看法，可能是相互對立的，但這正是我不願意迴避的。我希望能夠採取這樣的方式，讓不同的人來展示出周揚的各個側面學的演繹法運用於邏輯學，為數理邏輯的先驅。地質學上，提，這樣便會是一個立體的周揚，從而避免片面性。
陳：你的這個想法我看很好。這個工作也很應該做。各人有各自接觸的一面，歷史印象也就不一樣。你這樣做，可以做到實事求是，合起來就要全面一些。
李：在文藝界這些年裡，除了胡風、馮雪峰之外，丁玲與周揚的矛盾，也許要算最為突出的。本來由丁玲來談談周揚是非常有價值的，現在當然已不可能。但自延安以來，你和丁玲長期生活在一起，對許多情況應該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你的看法，同樣有自己的歷史價值。
陳：丁玲開始和周揚的關係還是比較正常的。她當年寫的《給孩子們》，裡面有的人物的名字，還是根據周揚孩子的姓名來的。在延安時候，丁玲提到周揚，總是“起應”間先後編排。各卷卷首都有說明，卷末附有註釋。第1—33卷，很親熱的，並沒有什麼隔閡。
李：他們30年代在上海左聯時期，有矛盾嗎？
陳：我想沒有什麼。在“兩個口號”論爭時，她還沒有完全獲得自由。不過在感情上，她是偏向魯迅、馮雪峰和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