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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到上海，預備到美國去，但沒有走成。他來看過我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很平和，同我們聊天。他問我做些什麼，我告訴他在家帶孩子，他說蘇靈揚也是，他也叫她在家帶孩子。
李：那就是說關係的惡化是在1949年之後。
梅：1949年之後見一面就不容易了。1953年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討論會，第一次會議是他主持，過後就由林默涵。劉白羽、何其芳輪流主持。剛進北京，當時他還不敢怎樣整胡風。周總理與胡風關係還可以，也多次關照要好好安排胡風的工作。但是，即使總理交待下來的指示，周揚也不理睬，而是敷衍了事。總理點名要胡風和嚴辰主編《文藝報》。在當時情況下，辦這樣一份指導文藝工作的雜誌，沒有周揚的幫助，怎麼可以呢？找他辦登記證，也不理睬。胡風的心冷了，知道這是在刁難他，實際上也不讓他做。他馬上就放棄了這個打算，結果還說他挑剔工作，與周揚鬧彆扭。
李：周恩來知道這件事的發展嗎？
梅：有一次胡風同他談到安排工作，總理說：“你不是在編《文藝報》嗎？”胡風說沒編，他很奇怪。
李：不過他也沒有進一步干涉。
梅：最初周揚在很多事情上不合作，讓胡風坐冷板凳。對自己需要的人，周揚深懂領導藝術，儘量拉攏，但一有事情，卻不會都保護的。每次運動中他不能吃虧，還得有好處，藉此打擊異己，或者另外發展親信，但到後來自己的人也不多了。
李：運動太多了，一次打倒一批。到“文革”中，整個文藝界幾乎全軍覆沒。
梅：聽說周揚後來曾哀嘆用錯了兩個人。他官做得高了，完全聽上面的，也聽下面的親信的。
李：他和丁玲的鬥爭什麼時候開始的？
梅：早就有矛盾，但在他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勢力，還沒有成氣候時，與丁玲沒有什麼。
李：50年代初，丁玲也紅得厲害。她剛獲得斯大林獎金，在文藝界很有影響的。
梅：後來就不一樣了。周揚有作官的訣竅，只要是他的上司，百依百順，但也同時樹自己的東西。胡喬木在左聯時期最初還在周揚的手下，後來成了他的領導。
李：他和魯迅矛盾的一個要害，就是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
梅：他和魯迅的矛盾不是以“兩個口號”問題開始的。聽說他晚年說過一句話：“口號問題也是我的一個癌症”。當時，他們把徐懋庸罵了一通。周揚最後的結局也是悲劇性的。依我看，他實際上也沒有好好過過人的生活，心裡總是有壓抑，害怕丟官失權。他還是總想做官，最後做了那一點檢討，還不是怕失掉位置和房子。50年代初他曾經同彭柏山說過，他沒有大的野心，也不想搞文藝，想到教育界去，能當個中央委員就行了。
李：他一直在做文藝官。不過，毛澤東對他好像也不滿意，每次運動往往一開始是批評他。
梅：他有這個本事，運動開始時有他的責任，但一轉過來又領導運動，藉此打擊異己。這可是在運動中見真工夫。聽說在延安時，周揚開始並不行，是丁玲、艾青佔上風。到文藝整風時，他借王實味這件事把丁玲、艾青打下去了，這樣他才在文藝界站住腳。
李：他得到毛澤東的器重，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就一直成為文藝界的實際領導者。
梅：所以說他會做官，知道仕途的走法。跟綠原分析舒蕪差不多，他有察覺性，會變。然後拉大旗做虎皮，魯迅就看到了這一點。
李：他和魯迅的矛盾究竟誰的責任最大？
梅：當然是他的責任，這也是他的致命傷。他們老說胡風在中間挑撥，怎麼會這樣呢？他們同魯迅早就有交往，不過魯迅不完全聽他們的話，他們也就不理魯迅了。胡風怎麼就能挑撥呢？還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魯迅最痛心的是瞿秋白的死，他認為瞿秋白最能代表共產黨。
李：好多人都同我談到周揚很少關心人，性格可以說異化了。
梅：我看他實際上是政治機器。最初30年代在上海時，他和胡風還一起去舞場，胡風認識崔萬秋，還有一些影星，還是透過他介紹的。可見那個時候，還是能同大家一起玩，可是後來呢？
李：“文革”中對周揚的情況你們有沒有了解？有文章還提到你們對他並沒有落井下石。
梅：胡風對周揚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情。“文革”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批判周揚的材料，批判17年黑線，挨鬥我們也知道。四川公安廳派人來讓胡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