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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還是宣傳部的顧問嘛。”這就是他的態度。陸定一的批示是：沒有意見，由他們搞吧。張光年把檔案壓了一個多月，後來在中組部的催促下才退回，他說當時南京大後方的情況很複雜，我們不瞭解。但他把特務頭子徐思曾的回憶錄片段影印附在一起。檔案發下來，光年同志主持的作協黨組，一直不按中組部的指示和丁玲本人的一再要求辦，沒有在作協機關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也沒有向知名作家非黨人士通報。
李：夏衍的態度怎樣？
陳：1985年丁玲在西安的一個座談會上講創作自由問題，新華社發了內參，習仲勳作了批示，說丁玲講得好，批給曹禹，因為當時劇協正在開會。但夏衍反對傳達，說丁玲是搞文學的，不是搞戲劇的，而且歷史上還有問題。
李：你們對人們所說的周揚“文革”後的懺悔怎麼看呢？
陳：我聽過他的道歉。我總結為四句話：我左過，也右過，我整過人，也捱過整。在文代會上，周揚道歉，說特別對不起陳企霞。劉白羽提示說還有羅烽、舒群、白朗。周揚問舒群是什麼問題。舒群在臺下應聲喊道：“反黨分子！”周揚說得很輕鬆，我心想，這也叫懺悔？
李：一文革”後你們和周揚的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陳：大概是在1979年初，我們剛從山西回來，住在友誼賓館。聽說他要去日本訪問，我們想肯定會有些日本朋友要問丁玲為什麼沒有平反，就去看他。他當時住在北京醫院做出國前的例行檢查。和我們一起去的還有甘露。這是1963年以來丁玲和他的第一次見面，也可以說九死一生後的重逢。可是見面後他一句也沒有問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