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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特別是聽馮雪峰的講話，並不完全是從理論上判斷。但和周揚談不上有惡感，宗派情緒是慢慢出現的。
李：在延安時，文藝界的宗派是不是魯藝和文協的矛盾，就是以周揚為代表的魯藝和以丁玲為代表的文協之間的矛盾。
陳：蕭軍和舒群一起到延安，周揚歡迎舒群到魯藝，但不要蕭軍。從這件事丁玲感到了宗派的影響。
李：舒群不是在文協嗎？
陳：他是先去的魯藝，後來又到文協。不過，當時即使有意見，還比較正常。丁玲編《解放日報》副刊，經常發表魯藝學生的作品，有的還是周揚自己送來的。雖然人們老說魯藝和文協是兩派，但誰手上又拿不出證據。丁玲從不認為自己有派。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丁玲有一個發言，比較詳細地談到這方面的意見。你可以看看《丁玲文集》第四卷中的《講一點心裡話》。
李：這恐怕只是你個人的意見。據我的瞭解，說魯藝和文協有矛盾的人，還是不少。
陳：蕭軍辦《文學報》，可能要算一個問題。他到延安後，要在文協辦一個刊物，也想搞一個地盤，得到中央文委和洛甫同志的批准，丁玲並不贊成。雖然名義上是丁玲、蕭軍和舒群輪流主編，實際上丁玲沒有參加。蕭軍也對丁玲說過：你受夾板氣。有一次，周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好像是談文藝與生活的關係。蕭軍他們有不同看法，就在《文學報》上發表五人筆談。這五個人是蕭軍、舒群、艾青、羅烽、白朗，他們批評周揚的觀點。要說證據，這大概算是一個。至於公開指責丁玲在延安就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頭頭，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8年，那時丁玲頭上還扣著幾頂大帽子，居在山西農村。
李：丁玲和周揚當時在延安個人關係如何？
陳：從和丁玲的接觸，我覺得有宗派情緒，但事情並不多。有一次丁玲到黨校開會，回來告訴我，散會回來時過河溝，因為下過雨，很不方便。那時周揚是騎馬，丁玲步行，周揚就先騎馬過去，然後下來伸手拉丁玲。但他沒有勁，沒有拉住，結果丁玲落在水裡，兩個人都樂了。丁玲笑著對我說：他真是書生，一點兒手勁也沒有。這雖然是小事，但可以說明當時兩人的關係還是正常的。
李：文藝整風時，丁玲、艾青和蕭軍都受到了批評，這與周揚有關係嗎？
陳：當時即使整王實味，也不是針對丁玲的。當時的批評並沒有讓人感到緊張。彼此有些情緒，但沒有決定性影響。
李：在丁玲和周揚之間，毛澤東後來明顯偏向周揚，你認為是不是在文藝整風之後？
陳：開始毛主席對丁玲還不錯，從有些資料中你可以瞭解到這一點。在延安時毛主席曾在丁玲面前談到過周揚。他說：他周揚這個人，長處是聽黨的話，黨犯錯誤，他錯誤，黨正確，他正確。後來周揚編選一本馬思列斯論文藝，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進去，可能這很受毛主席的欣賞。
李：你提到過1979年丁玲在文代會上有個發言，談到宗派掌了權就不得了。她這樣說肯定有很深的感觸。根據這個說法，是不是說丁玲和周揚的矛盾激化，是在1949年以後。
陳：還在這之前。1948年丁玲寫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專門送一份稿子給周揚，請他提意見。他當時是中共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聶榮臻兼部長。但他一直沒有反應。後來在晉察冀邊區舉行的土地會議上，彭真說：批評幹部有地富思想，作家裡有沒有？也有人有。比方說，作家寫地主家的女兒如何漂亮，貧農家裡怎樣髒。丁玲想這是指誰？《桑乾河上》的初稿她當時只給周揚看過，別人都沒有看過。這就很奇怪。蕭三曾和我們住一個村子，蔡樹藩就問過他：丁玲怎麼會寫這個？
李：你們是不是懷疑是周揚在彭真那裡彙報的？
陳：他的身分容易接觸上層，只要隨便議論一句，就能在領導同志那裡造成印象。丁玲認為這樣做是很厲害的，周揚很會來這一套。
李：《桑乾河上》後來怎樣出版的？
陳：1948年丁玲去匈牙利前，到中央集中，路過周揚家，向他要回稿子。周揚還給他，什麼也沒有說，好壞都不說。丁玲把書稿帶到中央所在地，交給了胡喬木，還有艾思奇、江青、陳伯達。艾思奇和喬木都說可以出版。周揚後來認為丁玲到中央告他的狀，根本沒有這回事。喬木打電話到大連，讓抓緊出版，以便丁玲出國訪問時，能夠帶上。書就是這樣出版的。出版後，周揚對這本書還是冷淡，建國後出版“人民文藝叢書”，開始也沒有把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