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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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也說不出。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片子與高崗有關。當時高崗是東北王，知道他有作風問題，但政治上的問題我們並不清楚。江青說這片子是歌頌高崗的，不過後來批高崗的檔案中也沒有這個內容。說周政治上不開展，還指他同夏衍、田漢、陽翰笙這樣一些老同志劃不清界限。我猜想這樣，沒有問過他。

李：60年代初毛澤東對文藝做過一個很厲害的批示，是不是針對周揚？

張：當然有關係，但我看還不僅僅指他。1962年3月周恩來、陳毅、陶鑄在廣州會議上，思想放得開，意在反“左”，想寬鬆一下反右後的緊張空氣，周揚也去參加了。廣州會議精神，文藝界很歡迎，卻遭到江青等人反感。

李：記得當時訂一個《文藝八條》，是不是周揚決定的？

張：開始不是他抓的。開始是《文藝十條》，我出國了，情況不清楚，回國後林默涵傳達陸定一、周揚意見，要我與林合作，根據文藝界討論中提出的意見斟酌修改。於是改出一個《文藝八條》的稿子，提請中央審定批發。當時周總理、陳毅都關懷文藝，基本是貫徹他們的思想。1962年紀念《講話》發表20週年，《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是《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這是周總理提出來的思想，也是從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歸納出來的。社論是周揚讓我起草的，我根據集體討論的意見寫出來，發表了，結果闖了禍。被批評說是篡改了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後來周總理承擔了責任。

李：毛在1962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不是也針對周恩來、陳毅他們的做法？

張：具體情況可能更復雜，但也包括對他們的批評。這個口號一提出，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大家忙碌的一切都白忙了，而且這是一個錯誤，“文革”中這更是罪狀之一。

李：“文革”前夕毛澤東對文藝工作意見非常大，我讀過他的兩個批示，說得很厲害的。看來他對周揚領導文藝工作很不滿意。

張：毛主席主要責怪周揚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軟。那兩個著名指示之後，1965年文藝界又開始整風，其實就是針對周揚，又不只是針對周揚的。

李：這也是“文革”的序幕。

張：這次整風是由康生直接下手的。宣佈文藝整風這件事我當時在場。那是第二次全國戲曲匯演閉幕式，我在主席臺上，和陽翰笙坐在一起，還有周揚、田漢等。我們邀請康生來。他談得很激動，說外地文藝界的人到北京來，不是來找黨的，而是來找祖師爺。實際上就是批評周揚等“四條漢子”。他一邊講，一邊激動地把外衣剝下來，指手畫腳。他帶著批田漢、陽翰笙的文章，批判《北國江南》、《不夜城》，點了這些名。

李：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周揚傾向誰呢？

張：他傾向於周總理的意見，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當然還是以毛主席的意見為準。他不止一次談到毛主席是一個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國出了這樣一個特出人物，是個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是毛主席批下來的東西，包括批胡風的按語，他從來是毫不保留地辦，從來沒有一點兒牢騷，更別說有不同的意見。

李：“文革”後還是這樣嗎？他對毛的思想和做法有沒有新的認識，同你談過沒有？

張：“文革”後他不談。我想他的看法也應該有所不同吧。黨中央第二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和他參加過討論，他當然是擁護的。但他從來不把錯誤責任往上推。他見人就檢討，自己承擔責任。連江青、姚文元都不願提，更別說把責任推到毛主席。說他不夠實事求是也對，為什麼不能說呢？他就是不肯。

這裡我順便談談個人迷信問題。這幾乎成了老一代革命幹部的通病。是當代和今後的年輕人難以理解的。年輕人會說，你們的知識和經驗不算少，講起話來一套一套的，為什麼對毛主席還那麼迷信呢？別人的體會我不敢說，要讓我來說，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不深不透而外，還因為，我們是從苦難深重的、地獄般的舊中國、舊社會奮鬥出來的。我們跟廣大群眾一起經受了“三座大山”下數說不盡的痛苦，懷抱改造社會的理想參加革命以後，又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後黨的歷次錯誤路線下那麼多革命志士的流血犧牲，真是血流成河！鮮血染紅了黨旗！自己也在白色恐怖下顛沛流離，九死一生。我們沒有想到革命勝利來得這麼快，自己也能夠享受新中國成立的歡樂。我們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領導集體與毛澤東個人等同起來，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