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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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陽“三條漢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下不了手”。還有那兩個指示。毛主席在他心中的分量那麼重，批評那麼重，他想不通，又不能不想，越想越不通，又不能不參加整風；平時不找人談心，整風中更不能找人談心。日子長了，還不鬱成癌症來？

周揚為什麼形成這樣奇怪的性格或個性（我曾戲說是性格的“異化”廣表面上談笑風生，內心是孤獨鬱悶。三言五語講不清，我也理解有限。我認為這跟他長期擔任文藝領導工作有很大關係。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黨內鬥爭本來是殘酷的，經常的，而文藝界更是敏感的麻煩的地帶。周揚何以領導這些鬥爭？何以自鬥鬥人？何以在自危中自保自勵？何以推進自己看重的工作？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決不能隨便亂說，決不能自由主義，決不能授人以柄（話柄），決不能讓敵人利用而損害了黨的事業一個人本來有個性上的弱點，加上長期在這樣心境中生活，還能不病嗎？性格還能不受到扭曲嗎？周揚的死，是一個悲劇啊！

李：他和夏衍也不談心嗎？

張：他很少去夏衍那裡。

李：他和茅盾在文化部的關係如何？

張：他與茅盾的合作還好，但商量得不夠，有事也曾找我一起去。相處還是好的，但很不密切。長期做文藝官，全心全意為黨工作，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興趣。我戲說他的性格“異化”了。他太缺少友情，在歷次運動中，有些情況本來可以較早地對我們這樣的人有所提醒，但他沒有。他對上面的東西，無論對的錯的，太忠實了，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而且雷厲風行地執行。別人要是有點情緒，他就發火。沒有多少友誼，缺乏同志式的溫暖。在運動中他也想保護一些人，不想擴大化，但如果上面有指示，儘管想不通他也執行。特別是毛主席常常批評他的政治性不強，對老朋友下不了手，他在這方面就更加註意了。不過他工作確有能力，學識豐富，在一些會議上的即興發言，時有精闢獨到的見解。

李：文學之外做了哪些事情？

張：他在文化部和早期中宣部時，有三個方面我覺得很突出。第一是50年代初，按照中央和周總理的意見，把文工團宣傳隊改編成正規的劇團、劇院，這是新中國文藝界第一次文藝體制改革。建立中央級的戲劇、音樂、美術等學院，搞正規化藝術教育，培養了不少藝術人才。第二是50年代抓文藝創作和上演劇目，搞京劇傳統劇目的整理。當時的戲劇改革從上到下都關注，也比較成功，我認為他的意見是好的，是個貢獻。當時毛主席也關心，周總理更是每個戲都來看。抓文學創作也付出不少心血。他在延安時候、晉察冀時候精心扶持文藝創作的勞績，很多同志知道。全國解放初期，他及時組織出版一大批《解放區文藝叢書》，並且總結了解放區文藝的重大成就。當時蘇聯要求我們提供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名單。經他和喬木商定後提出，稍後獲獎，其中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賀敬之等的《白毛女》等。建國以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長期間，一批批引人注目的新作品他都及時閱讀，也結識不少作家。“有什麼好作品嗎？”這是他同我們一些同志見面時總要問到的。第三是大學文科教材建設。在這個工作中，他能夠團結一批老先生、老學者。老教授。那些老教授對周揚是有好感的。最近看到郝懷明寫的《周揚與大學文科教材選編》一文（見吉林《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四期），在這方面作了系統的闡述。另外，還有一點，他在建國後歷次運動中心力交瘁，運動過後，他總想彌補一下傷痕，在文藝界緩和緩和空氣。空氣太緊張，報紙刊物沒人寫稿，上演節目貪乏，不緩和一下不行啊。那時為了抵制粗暴批評對創作的危害，我們在《文藝報》上開展了對楊沫的《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鍊鍛鍊》、老舍的《茶館》及其他幾個作品的討論，產生了廣泛影響。這些討論都得到周揚大力支援。

1993年5月12日

李：你有次說到毛澤東常批評周揚“政治上不開展”，主要是指什麼？

張：我想是指他對意識形態上“階級鬥爭動向”不敏感，感覺遲鈍。你管的事，出了問題都要最高層替你發現，指出，指出了，還沒能很快跟上，這還行嗎？1953年說他政治上不開展，也可能因為電影。當時江青是中宣部的電影處處長，經常撥弄是非。有一件事好像是在1953年，江青邀我們在中南海看《榮譽屬於誰》，說這個片子是有問題的。我們很認真地看，但很愕然。周揚問我：“你看問題在哪裡？”我搖搖頭，他嘆了口氣，說：“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