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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寫胡風的書中談到五人小組,有你、林默涵、袁水拍、劉白羽、何其芳。
張:你的書我一定拜讀。你說的五人小組是負責文字上的編輯和註釋,提供思想批判的材料。林是組長。包括林在內,都沒有想到材料送上去以後,竟然有了那樣的批語。小組的人從個人迷信和宗派情緒(至少我個人是有的)出發,做了不該做的事。但小組也發現不該算作胡風集團的人名,從材料中剔出去。例如《七月》派詩人鄒獲帆。我們根據鄒規勸胡的一封信的內容,一致認為鄒不屬於胡風集團,把這意見反映上去了。這些都和周揚無關。不知你是否知道,中央還另設有主管胡風集團專案的五人小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員。有陸定一(組長)、康生、公安部長羅瑞卿(“文革”中和陸定噶一樣受到殘酷迫害),另有兩人可能是喬木和周揚(這兩個人起的作用不大),我對中央的這個五人小組,原來也不大清楚。最近問了有關的兩位同志,弄清了確有這個五人小組。
李:80年代周揚發表那篇談人道主義與異化的文章,這件事你是否瞭解。
張:他要寫那篇文章,開始我不知道。我有事去天津,他告訴我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發表以後,我才看到。頭腦遲鈍,沒看出什麼問題。稍後引起嚴厲指責,我曾在黨內會議的正式場合,鄭重申明我的見解。我說周揚有錯,但絕無意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的發言,見於會議簡報,不少同志看到過。對於喬木的長篇批判文章,我是很不滿意的。喬木知道。這件事我不想多談。
1993年5月5日
李:在研究一些歷史問題時,常常苦於很難讀到關鍵人物的回憶錄。這好像是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可能永遠也無法瞭解了。研究周揚也遇到這個問題。
張:他經歷的事情多,與中央負責同志接觸多,很可惜他死了,把一本賬帶走了,很遺憾。周總理的死更是這樣,他也沒有留下什麼回憶錄,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大遺憾。
李:人們現在談論周揚“文革”後的懺悔比較多,他也因此受到一些過去的朋友的批評。這方面的情況你怎樣看。
張:我覺得周揚內心一直是有矛盾的。他覺醒得太遲,但還是覺醒過來了,這一點我看就了不起。順便說一下,你用了懺悔這個詞,這正是周揚反感的。他說共產黨員有錯認錯、改錯,用不著教徒似地懺悔。我贊成他的意見。
李:1981年你們和周揚談話時,他講沒講他關在監獄的事?
張:他不想說。我聽別人說。他先關在別處,後移到秦城監獄,他知道那裡是關押戰犯的,條件不錯,開始還高興。但一看到是鐵門,就很沮喪。1975年毛主席批“周揚一案,似應從寬”。有30多人的名單,毛在上面畫圈,其中有我,有周揚,但他放出來反而比別人晚。
李:是否可以概括性地談談你對周揚的印象呢?
張:對他要一分為二。首先他是忠心耿耿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以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文藝事業有開拓性的重大貢獻;錯誤也不少,主要是“左”的錯誤。我前面說過,在當時的情況下,特別在文化戰線,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人,這類錯誤很難避免。但願後來者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他在個性上也有缺點或弱點。他不能跟人談心,很少這樣。他的鬱悶致病致死,跟他這個致命弱點有關。為什麼這樣說呢?蘇靈揚生前——她生病以前跟我說過:周揚的人道主義文章惹禍,心裡不安。他聽取喬木建議,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表示了承認錯誤之意(順便插兩句:當時我去中顧委開會,遇見喬木。他關心地說:“這件事怎麼了結?我想來想去,想出個辦法來:由周揚同志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簡單地表個態。”我不認為這是個好辦法,未置可否;可也沒想到這個辦法造成嚴重的後果)。談話見報以後,他非常懊悔,每天呆坐在書房寫字桌前,透過視窗向對面屋瓦凝望,不知想些什麼,問他也不說。這樣呆坐一些天,腦子發病了,後來一直沒治好。我就想,如果換上別人,心裡有大鬱悶,找人談談心,發發牢騷,或者大哭一場,也不會得那樣的病啊!我還聯想到,周揚1965年患肺癌,動過大手術,切掉半邊肺,鋸掉兩根肋骨,那是毛主席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下達後,文藝界整風後,我在順義縣參加“四清”期間。我難得回城一趟,聽說他剛動了手術,到阜外醫院看望他。他在病床上很痛苦,傷口疼得很,說是“疼得不能思想”。虧得這一次闖過來了。我在“文革”後得過癌症,活過來了,我可以體會周揚何以逃不過癌症。毛主席批評他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