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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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次文藝整風運動我記得是胡喬木主持。

張：是的。丁玲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也參加主持。當時批評我的工作，把我和戲劇學院作為小資產文藝觀的重點。在這一點上，喬木、周揚是一致的。當時我正受託籌備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任務繁重而緊迫。我想早點從整風檢討中擺脫，一開始就全部承擔了責任，大家批評的我都攬下來，寫了檢查，在中央戲劇學院大會上朗讀。全體師生鼓掌透過。我就是想趕緊過關，不願發表。會議結束後，喬木打電話來，說：“你認識得比較早，是不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下。”他讓我寄去，很快就發表了。

李：周揚怎樣看待對你的批評呢？

張：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在大會檢討之前，先是在東總布衚衕的文聯黨組擴大會批評我，批得很厲害。我就想到周揚那裡去訴苦。他卻對我講：“你知道丁玲怎麼批評我嗎？批評我重才不重德。”這裡“德”指的是無產階級立場。我問他怎麼看。他回答說：“我看還有些道理。”我一聽，十分生氣，起身扭頭就走。過去兩三天到他那兒去一次，之後有一兩個月沒有去。

李：不過據我瞭解，你們之間的關係一直不錯。

張：是的，他對我很信任。他喜歡我的筆墨，他的文章總要讓我“理髮”，在文字上幫他潤色。不過，這也讓我倒黴了，長期地改檔案，改報告，改社論，學會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風也變壞了。

李：他這個人是不是不講個人感情，在這方面缺乏應有的人情味。

張：我看是這樣，他只知道工作。過去長時間艱苦奮鬥，好容易取得政權了，黨和政府委託你擔當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都想奮不顧身地做出成績來。但這更需要友好商量啊。1949年進城後，我和他的接觸很多，但像朋友式的談話幾乎沒有過。我懷疑他和夏衍也沒有過。每天就知道談工作，熱心工作，要麼就是批評人。他用人，但不知道關心人，不理解別人的心理。他自己生活上也不講究。那時他愛吃的是煎雞蛋，炒豬肝，從文化部食堂打回家裡吃。生活要求低，要求自己嚴格。開會、講話、讀書、看作品、看演出而外，別的沒有什麼生活樂趣。1959年我、侯金鏡、袁水拍和周揚、蘇靈揚、露菲一起到海南去，到了三亞，大家高興，準備第二天起好好遊覽一下。哪知第二天周揚就說要回廣州。我們覺得奇怪。他說“我們不是來過了嗎？”這事我在1988年的《海南日記》中有過一段回憶文字。他沒有什麼業餘愛好，他全心全意地為黨的事業獻身。生活儉樸。他工作很勤奮，他愛讀書。

李：他主要讀哪些方面的書？

張：他的閱讀很廣泛，也注意創作現狀，愛護和支援創作。你知道，他的英文很好，注意收集國外的美學理論，歐美當代的文學思潮。他不是一無所知，一概鄙棄。他讀馬恩的書，有些是英譯本。像他和喬木那樣的文化素養是黨內少有的。

李：他難道不“左”嗎？

張：從他在多次政治運動和思想批評中的言行說來，他是很“左”的了。但他在藝術問題上，並不贊成簡單化，概念化。1950年他和喬木支援我寫亢章批評“反歷史主義”的戲曲改革理論。他在延安時翻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著作，我想他是對當時的文藝狀況有所感而做的。我一直認為，他的這個美學譯本對毛主席在延安的文藝講話有某些影響。他愛護新的創作，對粗暴批評並不贊成，因此不少作家和青年作者尊重他。另方面，在思想批判中，他和喬木也有過一些“精緻”的粗暴批評。

李：下次我想聽你集中談談文革後與他的往來。

張：“文革”後第一次去見他，他還住在中組部招待所。我很感慨地對他說：“周揚同志，我們這些年幹了些什麼？是不是在做嬰兒殺戮的工作？”“嬰兒殺戮”即殺嬰。早期日本左翼劇作《嬰兒殺戮》，我國有譯本。我這句氣憤的、自責的話（指對創作的扼殺），對周揚不無觸動。我想他不會見怪。這以後我們的關係恢復到1946年的狀況，我覺得他開始有大的覺醒。但還是主要談工作，沒怎麼談過在“文革”中的遭遇。不過在對文藝的看法上，我們又可以自由交換意見了。這期間，我受黨中央委託，籌備恢復“文革”中被取締了的中國作家協會及其刊物，設立專門機構，為歷次運動錯劃錯斗的作家平反，直至籌備作協“四大”召開，他都對我很信任，很放手，我是感激的。1979年我因腸癌手術住院期間，他來看我，十分感慨地說：“認識一個人很不容易啊，要花幾十年時間。”對此，我也是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