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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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在文化部禮堂做報告，點了許多人的名。我心裡不舒服，很不以為然，心裡想：實際上文化部還不是聽中宣部的，怎麼是他們的責任呢？不能把自己擺開，主要責任應該中宣部負責。

李：江青後來也參與文藝界的事情。

林：江青插進來了。主要是參與調查1963年的春節晚會。當時有個軍隊作家向中央寫信，批評文藝界的這次聯歡會格調不高。上面就讓調查。

李：具體是誰讓調查春節晚會的？

林：可能是少奇批示要調查。少奇還批評鄧拓收藏文物字畫是玩物喪志。我們調查後整理出簡報，簡報還沒有正式送中央，江青就要看，我只好把草稿送上去。她直接拿去給主席看．主席就做了批示。那時周揚在蘇州養病，打長途給我，讓再寫個報告上去，我說來不及了。隨後“文革”就開始了。

李：聽說“文革”後期周揚專案的寬鬆和周揚、夏衍的釋放，與你有關。

林夫人：1975年林默涵被送到江西豐城，大約是6月1日到。他給主席寫信，大意是說希望留在黨內。這封信透過江渭清轉到主席手中，主席看了後，做了批示要求處理周揚一案。這封信和批示後來放在關於“四人幫”的中央檔案附件中，可以查到。有了這封信，周揚、夏衍才出獄。

李：今天先談這些，過些日子再請你們談談。

1994年3月12日

李：“文革”後你們第一次見到周揚是什麼場合？

林夫人：他（林默涵）“文革”後第一次見到周揚，是在何其芳的追悼會上。在這之前，“文革”還沒有結束時，周揚從秦城監獄出來後曾經請人吃飯，被江青知道了，表示不滿。所以，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聽說要對周揚不利。當時，我們又回到江西豐城。1977年何其芳去世後，請林默涵和我到北京參加追悼會，這才見到周揚。12月，出版局正式調他（林默涵）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然後才到文化部當副部長，當時部長是黃鎮。

李：能否講講你和周揚“文革”後發生分歧的情況？

林：我們開始有矛盾是在1979年理論務虛會前後。1979年在周揚家裡爭論，我是站在黃鎮一邊的。矛盾主要在如何評價17年文藝的問題上。具體內容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三中全會和務虛會議後，我們有了分歧。後來他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我是不贊成的。分歧越來越大。周揚器重賀敬之，他們不要四項基本原則。爭吵之後，我和他的來往就少了。

李：在丁玲問題上你和周揚是不是也有分歧？

林：在平反時，丁玲要求完全按照1943年組織給她的歷史做出的結論。我和劉白羽都同意，張光年、賀敬之不同意。蘇靈揚就罵我是背叛了周揚。那時他們還攻擊黃鎮和蔣南翔。

李：我還想請你談談胡喬木和周揚之間的關係和不同。

林：喬木是個學者，比較關心人。他要求人嚴格，講什麼事情總是有更深一些。50年代住在一起，喬木很關心我。我的第一篇批胡風的文章，他還幫忙修改過。他的圖書室裡藏書多，我常常去借書，查資料。喬木和周揚的關係是客客氣氣，不是特別親切。他們在上海就認識的。周揚在我面前稱讚過喬木，說一個知識分子能像喬木那樣對黨的貢獻大的人很少。40年代，大家知道毛主席最喜歡的四個知識分子是胡喬木、陳伯達、艾思奇。周揚。艾思奇老老實實，陳伯達最狡猾，嫉妒喬木。喬木也老實。他給人的印象是真實的。吳祖光的事情換了別人，不會那麼做。他不是假的。沒有官僚氣，不追求官。他是很晚才當上中央委員的。

李：有不少人講胡喬木膽子很小，你認為呢？

林：不是膽子小，是謹慎。領導之間的事情從不傳話。服從組織原則。是一個很正直的人。領導人中間沒有碰到像他這樣的人。還是拿我的事情為例。建國初期，當時邵荃麟是國家文委下面的計劃委員會主任，他調我去，說要我擔任副主任，因為要組織有專長的文人來當委員。邵荃麟看重我。當時，剛開國，很多人想擔任高位。我同意了。提名那天，胡喬木找我談話，說你不要當副主任，這個副主任還要請許多有名人士，廖沫沙很快就要來。他說廖沫沙是老資格黨員。你當副主任不合適，就當普通委員吧。其實他要不反對我就當上了。後來廖沫沙沒有來文委，到北京市擔任宣傳部部長，而我也沒有當副主任。我看他這個人還是有原則的。

李：他後來調你到中宣部是不是覺得過意不去，做一個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