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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到延安之前認識周揚嗎？
林：在上海不認識周揚，但知道他，讀過他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兩個口號論爭的情況也知道一些。在延安開始和他沒有什麼關係。
李：你當時對他和魯迅之間的矛盾是否瞭解？對兩個口號論爭如何看？
林：我當時崇拜魯迅，我的入團介紹人推薦我讀魯迅的書，在上海時有一段時間我和魯迅住在同一個弄堂，經常遇到他，有時還在內山書店遇到他。但從來沒有敢和他講話，我想，要是我主動和他講，他一定會同我講話的。不過，他的書我開始看不懂，郁達夫的一看就懂。但我的啟蒙老師中，除了郁達夫就是魯迅，這樣，在兩個口號中，我對周揚一派是反感的。
李：這種感覺在延安有沒有改變？在延安你和周揚有往來嗎？
林：我在上海認識艾思奇，他這時在馬列學院教哲學，後來成立哲學系，他就把我調去。1940年，中央讓張聞天、艾思奇創辦一個《中國文化》雜誌，第一期上就發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艾思奇讓我去參加辦刊物，正趕上召開邊區文化工作會議，這樣就開始接觸到周揚。周揚、艾思奇、陳伯達都參加了邊區文化會議。周揚也參加了《中國文化》的工作，是負責人之一，有一兩期由他主編。我是編輯，每期給他送稿件。他住在橋兒溝魯藝，我去送到那裡的窯洞，大約有一年時間。
李：有私交嗎？
林：沒有。我們住得遠，來往不多。感覺上不接近。
林夫人：《中國文化》創辦一年後搬到華北書店，住在文抗，不屬於文抗，但黨的關係在文抗，我和劉白羽、林默涵三個人屬於一個支部。我還和蘇靈揚同班。
林：茅盾和夫人到延安住在魯藝。他們養雞，有一次幾隻雞找不到了，周揚就動員了很多人到處找，這讓茅盾感到不高興，討厭。不久，他的女兒難產死了，最後他就離開了延安又回到國統區了。
林夫人：解放後我們兩家很少來往。我對周揚的印象一直不好。毛主席在女子大學講《新民主主義論》，有些地方我認為是針對周揚的關門主義。他講究大洋古。我覺得他可敬不可親，蘇靈揚比較直爽，周揚很虛偽，我一直反感。
林：50年代胡喬木調我到中宣部，大約在1951年底或者1952年初。由於在延安時形成的印象，我不願意到文藝處，就是不想在周揚手下工作。我當時在文委工作，和喬木住在一個院子裡。
李：你比較一下胡喬木和周揚。
林：喬木他厲害起來很厲害，但他關心人，與周揚完全不一樣。我們的女兒沒有地方住，喬木就讓住到他家裡去住。我親自聽總理講過哦們的每一個檔案都要喬木看過，他看過我們放心。喬木要我在出版和文藝兩個處裡面挑選。我挑出版，但最後還是讓我到了文藝處，喬木會拉人，班子都是他調來的。文藝處丁玲是處長，我是副處長，我心裡不願與周揚合作。辦《中國文化》時我就很勉強地去送稿。這時分到文藝處工作，直接受他的領導，我也就很不情願了。
李：不過據我瞭解，你在中宣部時和周揚共事得還不錯。
林：和周揚在一起工作後，接觸多，情況有所變化，關係也就慢慢融洽了。他有時也到中宣部來住。他對我從來沒有疾言厲色，對我不錯。他是領導，總是留一點，不該講就不講，畢竟接觸多，反右時我參加為他起草的報告《文藝界的一場大辯論》，還有張光年、袁水拍等。
李：你怎麼看歷次運動中宗派主義問題，反右時批判馮雪峰，周揚與你談到過這一點嗎？
林：馮雪峰住在蘇州衚衕，我是在解放後才認識他的，個人來往不多，宗派因素他不太講，講了一些馮雪峰歷史上的事情。強調馮雪峰在抗戰初期不辭而別回到家鄉的問題。周揚說雪峰與博古吵了一架，一氣之下就從上海的中共辦事處回到了浙江家裡。後來還有華崗，也是不滿於晉綏根據地出現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與劉少奇吵了一架，跑到香港。後來證明他的意見是對的，游擊隊的農民意識厲害。延安時代也厲害。
李：馮雪峰和你談過過去這些情況沒有？
林：馮雪峰不大講上海的事情。
林夫人：我旁觀看有宗派，他們（指林默涵）不明白周揚陰得很。
林：我覺得周揚只用人不關心人，運動一來，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來。他總是保護自己，我有這個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風，周揚把責任全推到文化部，頂不住就把別人揪出來。最後江青還是說是假整風。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