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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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恐怕不能這麼看。喬木後來調我到中宣部。他很照顧幹部，安排我參加工會代表團到蘇聯訪問。他有組織能力。批評胡風他同意，但搞那麼厲害，他也沒有想到。

李：你身體不好，這次就不多談了，希望等你身體好些之後，再請你詳細談談。謝謝。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定）

與李之璉談周揚

時間：1993年8月3日

李之璉——原中顧委委員

輝：我聽說你和周揚矛盾不小，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最初接觸周揚是什麼時候？

李：在延安時，我在中央黨校學習，那時與周揚沒有什麼直接接觸。有過一次。公木和我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到延安來出席七大，後來會議延期，我們就留在了延安。公術組織了文藝團體。整風時說他有問題，被弄到魯藝，我去那裡提供材料，見到過周揚。

輝：你怎樣評價周揚？

李：我對人的評價，只重視自己的接觸，不聽別人的說法。

輝：我想知道的就是你個人真實的意見。

李：他這個人，對不提他意見的人，對吹捧了的人，相信得不得了。對那些對他有尖銳意見的人，不服從他的人，就想辦法整，是不留情的。

輝：你能否舉個例子。講講你自己也行。

李：別人的事情你可以去了解，我只談我自己的事情和感受。我是1954年12月到中宣部，先任副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一年後任秘書長。我去後幾個月，就開始批丁玲。我最初對丁玲不太瞭解，只有簡單的印象。知道她是有名的作家，在延安寫過著名的作品。她在延安時是《解放日報》文藝版的主編，我投稿，發表過我的一篇作品。年底文藝版召開新作者座談會，她說過欣賞我的作品。不過，我們沒有別的交道，以後沒有接觸。我只是覺得她不是根據人際關係選擇作品。

輝：你到中宣部之前，丁玲擔任文藝處處長。

李：你在中宣部參加丁玲案子的辦理。看到作協他們送來的給中央的報告，我不理解周揚他們為什麼要整她。讀他們整理的丁玲反黨材料和歷史材料，覺得沒有實質性內容。在參加中宣部黨組會議上，我就發表了我的看法。而且我還認為，按照黨章，開除丁玲、陳企霞的黨籍，中宣部黨組沒有這個許可權，只能建議。關於丁玲叛變一事，作協的報告沒有特別的證據，查國民黨的檔案，沒有查出證據，他們就說丁玲自己承認是自首。可是丁玲說她自己從來也沒有承認過，這就不能作為證據。儘管如此，丁玲還是作為政治錯誤處理，這完全就是根據周揚的意見辦的，而且由他簽字上報中央。

掛：有的人認為周揚當時整丁玲是有宗派背景。你認為呢？

李：我不是文藝界的人，對其中的具體情況並不清楚。但從中宣部當時處理丁玲的程式和方式來說，我覺得不正常。1957年鳴放時，丁玲提出自己的問題，質問是誰整他。周揚沒法答覆，中宣部的幾次會議開過後，只好停下來。在6月6日的會議上，陸定一和周揚的態度都有所改變，承認在丁玲問題上的錯誤。一個多月後，重新開會，這時的政治調子變了，開始反右了，就把丁玲、陳企霞要求平反的要求說成是向党進攻。周揚把已經送給中央的報告又要回來，重新起草，加進新的內容，說丁玲是叛徒，跑出來是敵人派回來的，肯定1955年的批判是正確的。與此同時，還要我和副部長張際春檢討。

輝：聽說丁玲的問題還上交到中央討論過。

李：是的。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丁玲的問題，沒有讓張際春去，中宣部是陸定一帶我去。他彙報中宣部關於丁玲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贊成中央批的意見，一種是以張際春和李之璉為代表的意見，反對中央的決定。他沒有說在整個討論中，他和周揚都曾有過變化，認為1955年做法有錯。會議是鄧小平主持，他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說：意見不一致，你們去討論。

輝：這就是說，對丁玲的處理，中宣部還是起最關鍵的作用。

李：可以這麼說，而且周揚個人的態度起決定性作用。我們從中央書記處回來後重新開會，這時就根據反右精神要我表態。他們還說有新的材料證明丁玲反黨。我在大會上表態後，以後的批判就沒有要我參加。

輝：在反右運動中你為此遇到過什麼麻煩呢？

李：到1958年又追究我的問題，是周揚親自抓的，批評我在丁玲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他找我談話，我做檢討，沒有透過。後來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