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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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以後在工作上你們相處得如何？
張：相處不太好，但也有一些愉快的合作。例如在文工團工作會議、第一屆戲曲會演、話劇會演期間，那時每隔兩三天就到他那裡去一下。我的許多工作都受周揚和喬木的囑託。剛上任時，正好提出反公式化、反概念化。我負責組織劇本創作，歌曲創作，整理戲曲上演節目。得到周揚的大力支援。
李：你覺得當時周揚和胡喬木的關係如何？
張：我看還不錯。記得1952年文藝整風時，在文聯黨組擴大會議上喬木做動員報告，我和周揚坐在一起，他悄悄地對我說：“你看喬木的報告還有點日丹諾夫的味道哩！”他的語氣是讚譽的。在文藝觀點上，他倆是很接近的。但在文藝整風期間，喬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我想他是不大高興的。
李：你說那時和周揚相處得不太好，究竟是哪些方面？
張：在文藝整風時，他對我的工作不滿意。
李：我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看到過你發表的長文《正視自己的錯誤》，是檢討你在戲劇學院的辦院思想。
張：是在藝術局時候寫的。我辦校時主張在學政治、學革命文藝的同時，也學點莎士比亞、貝多芬、芭蕾舞，多學些名著，並沒有特別反對帶有庸俗社會學的東西。但這還是被認為“右”，小資產階級情調。
李：這次文藝整風運動我記得是胡喬木主持。
張：是的。丁玲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也參加主持。當時批評我的工作，把我和戲劇學院作為小資產文藝觀的重點。在這一點上，喬木、周揚是一致的。當時我正受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