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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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裡，他經常找我來聊天。我是以民盟辦的《民主週刊》（北平版）的名義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他參加我們組織的一些活動，如紀念“五四”，請他演講。他講得很精彩，有分量，演講記錄發表在沈一帆主編的《人民文藝》上。這個記錄有七八千字。我前幾年交給蘇靈揚，編人文集。在延安時，他有一個長篇講稿，對“五四”新文學有好見解，不是左翼初期簡單化的觀點。但他本人對這篇講稿不滿意，病中蘇靈揚提起此文，他說“寫得不好”。

李：在北平他同你深談過嗎？

張：我印象較深的是關於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他有一次對我說：“幸虧你當時不在延安，不然你也逃不了。”聽得出他對搶救運動有意見。

李：為什麼說你也逃不了？

張：抗戰初期，我在武漢介紹過不少人去延安。在搶救運動中，其中許多被打成特務。經追問後臺，被迫說是我（光未然）派他來的。

李：周揚在延安文藝整風中起到過什麼作用，你瞭解嗎？

張：我不清楚。我後來聽說，整風開始時就是批“魯藝”的“關門提高”。當時周揚主持“魯藝”的工作，而正確的是“文抗”的丁玲、劉白羽等同志。

李：我想知道你從歷史的角度對周揚的評價。

張：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同志。他忠誠黨的事業，忠誠文藝事業，思想有深度，有很高的熱情，對新中國的文藝建設有很大貢獻。我認為他是一個有才華的領導人，有領導、組織才能。但是他也犯了一系列錯誤，這些錯誤是與黨的文藝政策、領導作風的錯誤聯絡在一起的。如果當時是遵循黨的領導並在第一線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往往是事過之後，才覺得錯了。當時在敵對勢力包圍下，只強調階級鬥爭，忽視文藝建設，忽視領導人本身的思想建設。犯了不少嚴重錯誤。每當運動一過，才覺得過火了。剖析周揚，其實同時也在剖析我們自己。“文革”後周揚見人就檢討，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李：一些熟悉周揚的人，都談到他在不同時期性格的變化。你對此有無感覺？

張：我覺得在北平的那兩三個月裡，我們還可以談談心，可以感受到他的信任。一到解放區印象就不一樣了。1948年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邊區合併，成立華北人民政府和華北大學，我和周揚再次見面。他當時任華北大區中央局的宣傳部長。我有一個印象，他很客氣，但有官氣。極力想表現得輕鬆一些，開開玩笑，但總覺得不自然。在石家莊召開華北文藝工作者會議，秦兆陽、方紀等人發言。會上有爭論。我發言贊成方紀的觀點。周揚對我很不滿意，但沒有直接同我談，而是在總結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我，說有人從外面來，不瞭解情況就支援一種錯誤的東西。我聽了很不高興。既然是同志、又是朋友，為什麼不在事前當面指出呢？我不是怕批評，而是他的這種做法讓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像我這樣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同志之間親切相待生死與共的，對解放區形成的一套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很不習慣。開會期間，詩人柯仲平邀我在石家莊一家小館喝酒，就勸我進城後千萬不要和周揚共事，不然就寫不出東西來了。要我少參加會，少參加行政工作，多寫點詩。他說：“周揚在哪裡工作，就要派人到處把關，把你派去把守，你就得跟他走，就什麼也寫不成了。”

李：可你後來並沒有按照柯仲平的話去做。

張：是呀，這樣我體會就特別深。不過開始我還是想搞業務。進城後搞文化接管工作，我參加戲劇方面，鄭振擇、王冶秋負責文物方面。籌備文物局時，還勸我搞文物工作。我後來被派籌辦戲劇學院，一起共事的有歐陽予倩、曹禺、張庚等。我剛決心重溫學業，可是幹了不到一年，周揚硬要調我去文化部當辦公廳主任。我堅辭，他說，“地位很高啊！”這句話我聽了很不人耳。

李：看來他是需要自己身邊有信得過的人。

張：我卻害怕去。我黨性也不強，當天晚上歐陽予倩、曹禹到我家來，聊天中提到這件事，還說我不會去的。第二天院長歐陽老就寫信給周揚，說願意與教育長光未然共進退。這樣一來周揚火了。他召開文化部黨組會，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結合黨外人士一起反對黨的領導。我只得做檢討，但仍保留意見不當辦公廳主任。周揚不再找我，幾個月後，突然任命我當藝術局常務副局長、支部書記。局長是田漢。根本沒有和我商量，還是把我從戲劇學院調到了文化部。任命公佈，不能改變，我就只好放棄寫作，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從文化部到劇協、作協，一直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