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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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敬之、喬羽等。

李：看來是對你特殊照顧。

吳：他們主要像是安慰性質。周揚說：“不要灰心嘛！”印象最深的是田漢。他說：“把你打成右派，你以為我就可以辦得到？總理專門召集一個會，秘書拿了一個提包，裡面全是關於你的材料。你的事情總理全知道，是他決定的。”

李：當右派後，你和周揚見面沒有？

吳：我和他沒有太多的什麼私交。當時，在首都劇場開過一次文藝界的大會，主要是周揚做報告。大局已定，打了無數右派。報告中點了不少人，有丁玲、艾青，還有我，唸了一大串名字，後面都加上“同志”。我們這些右派都去了。記得他還說：“我們都叫你們同志，你們應該高興，珍惜我選擇的字眼。”顯得很豁達的樣子。

李：你說田漢整你最厲害。

晃：我很討厭田漢。但我想：發生這樣的運動，他只能跟著跑。60年代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戲，在後臺看到他，他裝腔做勢連理也不想理。

李：“文革”後你和周揚的來往怎樣？

吳：也不太多。但有幾次見面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是在“文革”結束後。劇協在校尉營的一個部隊招待所開會，有幾十人參加，這次會議後來有報道。

李：具體時間和內容我再查查當時的《文藝報》和《劇本》雜誌。

吳：周揚是“文革”後第一次和戲劇界見面。他坐在中間，要給大家講話，他看看大家，說不出話，先流淚了。他說：“我看到你們，很難過，我整過你們，傷害了很多朋友。現在我同你們有共同語言了，因為我也捱過整了。時間很長了，對不起大家。”

李：你覺得周揚“文革”後的懺悔和反思，是真誠的還是僅僅是權宜之計。

吳：我看是他大徹大悟。我認為他的悔恨是真誠的，不是虛偽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他因為異化問題挨批住進醫院之後。他住在北京醫院，我記得是去看葉聖陶，然後順便去看看他。一走進他的病房，只見他滿面怒氣。有趙尋、陸石在場。

李：陸石是誰？

吳：文聯當時的黨組成員。他們站在一旁，周揚氣得很厲害，嘴唇發抖。我一看這場面，便覺得來得不是時候，轉身就要走，說：“你們有事，我下次再來看你。”趙尋也趁機下臺，連說：“你來了，我們就走、周揚同志正在發脾氣。”他們走後，我看周揚在流眼淚。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談論了什麼，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只好安慰他，轉移話題：“你別難過，最近出了很多新人，作品一個比一個強。想想年輕同志，你會高興一點兒的。”我的話還真起了作用。他不讓我走，還對我說：“你別走，我很高興見到你。祖光同志，你談談你的意見，我老早想恢復天橋。天橋對勞動人民影響那麼大，集中過那麼多的民間藝人。”我很奇怪他怎麼會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他對文學藝術還是死心塌地的。我對他說，現在做起來很難。原來的地方和藝人都不見了。過去是空場子，現在全是房子，江湖藝人也都散了。我還提到一解放就把藝人全趕走了，如那個有名的“飛飛飛”，被硬性趕到安徽去了。

李：看來他腦子裡還是想著一些文化建設的問題。這是不是也是對過去文化破壞的一種反思呢？至少在他實施文化政策時，沒有考慮到保護問題。

吳：幾個月後我再去看他，他已經不行了，不能說話。只是側身面對窗戶，骨瘦如柴，像一個骷髏一樣。我看了心裡很難受。他是極左政策的犧牲者。他是支持者之一，是積極的執行者。但他的思想想通之後就有改變。他的內疚心情，我覺得特別沉重。我難以想象他怎麼會那麼左，傷害了那麼多的人。當然根子不在他身上。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張光年談周揚

張光年——詩人、文學評論家

1992年12月4日

李：你和周揚長期在一起共事，對他的生活、性格、思想想必有比較深入的瞭解。我主要想聽聽你對他的一些印象。

張：我第一次認識他還在他去延安前，是在上海許幸之前。但只是見面問好，沒有深談。我那時讀過他的文章，認為他是有才氣的理論家。1939年初春我到延安，工作上同我聯絡的是中央文委的艾思奇，沒見到周揚，那時周是邊區教育廳長，尚未到魯藝主事。同他比較成為朋友是在1946年的北平。那年春天，他從張家口來。當時美國邀請他、老舍和曹禺訪美講學，他到北平等著取護照，等了兩三個月，沒有走成。在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