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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了這件事。對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退回去嗎？你本人的翻譯要請我校，應該以個人的名義，不能以公家的名義。
李：他聽了有什麼反應？
蕭：當時似乎還是表示接受我的這個批評。在我的腦子裡，他一直是毛主席身邊的文藝官僚。不過他還是真懂文藝，也熟悉文化界的情況。我分析，1956年把我調到《文藝報》當副主編，可能就是他提名的，要麼就是胡喬木。劉白羽請我到他家談了三次，我不同意。後來，張光年又來找我。晚上八九點來，一直談到半夜一兩點，我最後就勉強同意了。沒想到只幹了幾個月，還鬧了個“篡奪領導權”。跟著就成為了右派。
李：你覺得你如果不到《文藝報》還會成為右派嗎？
蕭：恐怕跑不了。在哪裡我都有可能。
李：反右時周揚在文藝界的作用有多大？你認為他本意上有整人的目的嗎？
蕭：我想還是大的政治背景起決定性作用，他本人未必願意看到自己負責的領域出現那麼多的問題，那麼多的右派。但運動一起來，個人的喜好和關係好壞，對決定別人的命運有時恐怕還是有所影響的。
李：你對“文革”後的周揚如何評價？
蕭：我覺得他的悔改還是真誠的。你想，從1942年到後來，多少有才華的作家都倒在他的手下。最後，魯迅手下的大弟子，像馮雪峰、胡風等也都在他手下倒了黴。一個人做了那麼多值得反思的事情，經過幾十年，如果還不是麻木不仁的，良知這盞燈還沒滅的話，悔悟是必然的。我不能相信他是假的。
李：你讀過他關於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文章嗎？
蕭：讀過。他講得還是有道理的。怎麼能夠把人道主義從革命中排除呢？可惜他為此而倒黴。人要獨立思考，是要有一定勇氣的。我看他和投機的，忽左忽右的人還是不一樣。過去他執行錯誤的政策，也不完全是個人的責任。
李：是不是把誰放在那個位置上誰都無法改變？
蕭：最好的結果大概是有的人會堅決推掉職務，做一個平頭老百姓。但周揚是不會這樣做的。人其實總有兩面的東西，很複雜。
李：胡喬木你比較熟悉，你怎麼比較他和周揚兩個人？
蕭：我前不久寫關於胡喬木的文章。我看他也是對黨外寬，對黨內嚴。他們兩個人都還是有修養有水平的，比較起來，胡喬木的古代文化修養更多一些。他很熟悉普希金，有時能背出來。周揚和文藝界另外個別人還是有所不同。他畢竟有反思，而有的人從來不反思，出爾反爾，看風使舵。運動一來，臉就變，事後佯作什麼也沒有發生。
李：如果要寫一本週揚傳，你認為應該怎樣寫？
蕭：寫他的傳，我看還是得寫社會。他和別的作家不一樣，有的作家可能只集中寫個人生活和創作就可以了。但是周揚不行。寫他要擴大一點背景，寫他個人的一生沒有多大意思。在一段時間裡，可以說周揚對於我們是個God。他不是大學者，好多文章都是中央的，既訓示又解釋。我認為他沒有本人的個性。他是政策執行者。所以，寫個人就意義不大。而對90年代的讀者，寫他就應該圍繞當時文藝政策所形成的過程來寫，幫助新一代的人瞭解歷史，他們才會有興趣。
李：寫他當然必須這樣寫。周揚本身就是社會性人物，恐怕只有放在社會活動政治潮流中去寫。在某種意義上，周揚最能代表20世紀整個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我把他看作一段歷史的象徵。
蕭：我認為當一個決定旁人命運的人並不可羨慕。他活得沉重。寫他，就會涉及以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還有這個過程中他個人的發展和作用。寫純粹的個人傳記很保險，但沒有意思。
李：那樣寫也寫不好周揚。
蕭：希望你能夠寫好。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吳祖光談周揚
時間：1993年1月5日
吳祖光——作家
李：1957年你被打成右派，與周揚有沒有關係？
吳：直接反我的不是他，反我的主要是田漢，但他是上級。反右一開始，由於我接受了反覆動員而寫的一篇文章，成為文藝界的大目標，又給我加上了“二流堂”，又是“小家族”，罪名可不少，一些熟人都為此被打成了右派。像丁聰，黃苗子。我當時的工作關係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在北影開大會宣佈我為右派的當天，有車把我接到田漢家中，周揚在座，還有我的專案組的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