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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是周揚最神氣的時候。
李：我聽過不少人回憶說當時愛聽周揚做報告。他非常健談，而且確實很有風度，有威風。
龔：我覺得他很神氣的報告有這麼三次：第一個是反右報告，主席做過不少修改。第二個是1960年第二次文代會的報告，也是主席修改，講得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經過這兩個報告，他在文藝界的絕對威信確立下來。第三個就是這次在學部擴大會議上關於社會科學規劃的長篇報告。這個報告以與蘇聯論戰為背景，從哲學方面批人道主義，批蘇聯的異化，利潤掛帥等。毛主席主要修改前面部分。這個報告和“九評”是同時。主席說，周揚的報告就按照同等規格發表。記得中央廣播電臺是由著名播音員齊越播的，每小時8000字，比陸定一、陳伯達的規格還要高。
李：那個報告在哪些方面體現出周揚的思想呢？
龔：那個時候他就提到了異化問題。我建議刪掉異化部分。周揚還是增加了。由批蘇聯的異化，確立異化的概念的“對立統一”。他講自然思維都有異化問題。我不同意。一度接受我的意見改過來，社會領域也存在，我很高興他同意我的意見。後來他又改過去，王若水講這是毛主席確立過的，異化是普遍概念。我沒有聽周揚自己講。這一部分主席沒有改，從稿子上可以看得出。
李：看來周揚那個時候就在思考異化問題了。
龔：不過他並不明確。而且也不是後來達到的那種認識。80年代胡喬木批異化後，我問過周揚，毛主席當時怎麼講的異化問題，你還記得麼？他說我記不清了。回答含糊。
李：你前面說你們幫助他起草這個報告，是怎樣幫助呢？整個過程是怎樣進行？
龔：幫助他起草是由科學處副處長林澗青具體組織，我們幾個人參加。說是幫他起草，其實幫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幾次詳細地講述設想要寫的內容，而且我們分別寫的一些初稿，他都詳細改過。還有許多完全是他自己寫的。我們只是對他寫的稿子做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他用很清秀但有些難辨認的毛筆字，改得密密麻麻。我們謄清和稍加整理之後，排出清樣，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講話以前仔細修改，講完之後，還反覆修改。這次從講話到發表，又改了兩個月時間，直到發表的前兩天，他還要我們幫助他考慮一些修改的問題。
李：“文革”開始前周揚在中宣部的情況如何？毛澤東的連續兩個文藝批示，好像都是針對中宣部，特別是與周揚有關。
龔：毛澤東關於文藝的第一個批示是在1963年12月12日，給周揚修改文章是在11月，也就是隻相差半個月。批示非常嚴厲地批評文藝工作。
李：只相差半個月，態度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羹：毛澤東的批示出來後，周揚就很被動，這是大家都會感覺到的。至於這種批評，對於周揚來說，是基本支援前提下的批評，還是準備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評，我們還沒有往後一種可能去想。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周揚總是努力去緊跟毛主席的思想，又總是跟不上。劉少奇講話，要我們根據這個批示再起草一個文藝檔案。我和李曙光都參加。到天津起草，處在被動狀態，搞不出來。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個批示，文化部就開始整風。周揚對夏衍、陳荒煤講過：今天我不起來和你們做鬥爭，我也就和你們一樣了！
李：是不是可以說是丟率保車？
龔：我看是保帥。文化部整風後，好像又有緩和。由周揚做總結，夏衍、陳荒煤調離文化部。彭真來做報告，講要鬆一鬆。沒想到1965年冬《海瑞罷官》批判就開始了。
李：當時有沒有什麼預感？
龔：沒有。1965年開過一次“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由中宣部、團中央合辦，周揚做報告，這可能是他“文革”前最後一次報告。這次周揚做報告，他自己準備提綱。我們起草的他不滿意。這個報告當時發表過。題目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批判調子也很高。記錄稿他又整理。當時他住在中宣部，就是中南海里的子民堂。在報告中他也批判，從清官到厲鬼，是他自己又加上去的，看得出已經採取姿態。
李：看來他還是有一種預感。或者說，他仍然想跟上形勢，按照過去的慣例來適應新的情況。他可能沒有想到最終自己也打入另冊。
龔：他的報告最初還引了毛主席兩個文藝批示中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還有階級鬥爭的那段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