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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企霞對1955年把他們定為“反黨小集團”一案的申訴，採取了聽取意見。客觀調查的公正態度。結果這在反右中丁、陳被打成大右派以後，就成了“為丁、陳翻案”的大罪狀。中宣部對李的批判，先是在小會上，後來擴大參加者的範圍。我們這樣的一般幹部都被擴大進來參加過幾次。
李：周揚參加會議嗎？
龔：他參加。正是在這些會上，我親見了周揚疾言厲色。咄咄進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李：聽於光遠講，他當時也受到過批評。周揚參加了嗎？
龔：他參加了。但給我們的印象和他在李之璉面前的態度又有不同。對於光遠的批評，沒有上到右派的綱上，但是有些發言還是相當尖銳的。最使我們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有些發言批評于光遠和他主持的科學處，不該反映那麼多科學家的意見，似乎反映科學家的意見，就是代表科學家，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乃至於就是做了右派的傳聲筒。周揚聽了會上的發言，做了總結。這總結很巧妙，或者說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評，但站得很高，沒有太多的具體的指責。關於代表科學家的問題，他從兩個方面立論，說只要是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作為中宣部的科學處，當然要向黨中央反映科學界的意見，轉達科學界的呼聲，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要代表科學界，另一方面又說了，如果怎樣怎樣，那當然就要失去立場這當然只是他講話的大意。當時我們科學處的許多人，從他的這個發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評，又受到了保護。從周揚批判李之璉來看，周揚的確非常厲害。但不像陸定一粗暴。周揚講話鋒利，看得出李之璉很委屈。張際春副部長只是簡單表了態。後來“文革”中看大字報，才知道李之璉為什麼委屈，因為在1955年肅反後丁玲的專案，是他和張際春等一起決定予以撤銷的。這才引起了周揚的不滿。
李：和丁玲的矛盾，恐怕是周揚一直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反右時周揚的情況你瞭解多少？
龔：我記得周揚表示過，他一直想保護王蒙，但最後也沒有辦法。實際上，周揚處在那個位置，也無法隨自己的心願做事情。
李：身不由己。他領導你們科學處，關於科學界的工作做了那些事情？
龔：1961年初開始搞，周揚來科協做報告，談紅與專問題。1963年，哲學科學部召開大會，他來做《哲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這是經過毛主席修改過的報告，當時影響非常大。當時的風氣是批左。他強調所擬定的有關科學的原則，還這樣說過：“這些東西再也不要變動，應該刻在石碑上，再也不改動。”
李：實際上很快就改變了。
龔：這一點當時我們誰都沒有預料到。記得剛擬定出來時，從周揚到我們還都很興奮，覺得做了一件大事。
李：看來歷史有些發展的確出人意料。在周揚的領導下，你們在文藝方面做了哪些政策研究？
龔：文藝處制定《文藝十條》。但《文藝十條》始終沒有拿出來。主要是陸定一不同意，認為站得不高，應該抓大問題。這就不去談了。記得當時談到寫中心等問題，林默涵、童大林等也參加，我也被吸收參加，我接觸文藝問題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李：這大概是哪一年？
龔：1961年。記得當時談到關於戲曲的作用，有三種區別，有害、有益、無害三點論。主張只要政治上無害，但藝術上無害、生活上有益，就應該允許。把陸定一的政治劃分做了調整。
李：是周揚主持修改《文藝十條》嗎？
龔：還是由陸定一主持修改。廣州會議時，總理問，《文藝十條》草稿反映很好，怎麼不見出來？後來陸定一又抓，出來後叫《文藝八條》。從這件事情過程中我覺得和陸定一相比，周揚還不是政治上很強的人。
李：周揚1963年有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聽說當時非常受到重視，影響也很大。
龔：這是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是由我們科學處起草的。但是，周揚從來不是念別人的稿子，都是自己發揮，動腦子。他會做報告，也喜歡做。他的字寫得很小，秀氣。對我們起草的報告修改很多，改動大。報告是10月26日作的，10月31日為送審這篇講話稿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毛修改退回後，周揚很高興，告訴了我們這個情況。按那時的習慣，他沒有一一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們只能從他謄錄過來和再加修改過的稿子中，猜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