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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我同意這個看法。希望我的談話對你有所幫助。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龔育之談周揚
時間：1995年5月3日
龔育之——理論家，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你從50年代就在中宣部工作，想聽聽你當時和周揚的接觸和印象。
龔：我1952年清華大學畢業後到中宣部科技衛生處，當時周揚在擔任中宣部副部長，但他還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主要精力在文化部，並不常來中宣部。即使來，我們這些年輕幹部也沒有直接接觸他的機會。主要是從他的文章和報告中來接觸他。1955年才經常回中宣部上班，這樣見到的機會就多些。
李：那麼是不是正好趕上批判胡風，你對其中的情況有無瞭解？
龔：批判胡風對我們的震動很大。和前不久開始的批判胡適思想不同，解放以前我們就知道胡風是左翼。同知道周揚的名字一樣，我也是從魯迅答徐懋庸那封公開信裡知道胡風的名字的。雖然後來也略約知道在重慶和香港的時候，黨的一些理論家對胡風有過批評，但那是屬於左翼內部的爭論呀？所以當時我很納悶，怎麼現在搞得這麼嚴重，而且徑直稱為“反黨”，還突然升級為“反革命”了呢？不過，在批判胡風的事情上，周揚做過和說過什麼，我全無接觸。
李：他主要負責文藝，和你們科衛處怎麼有聯絡？
龔：其實他分工負責文藝處和科衛處兩個部門。記不準是不是在1955年，胡繩不管科學處了，原來的副處長於光遠做了處長，周揚作為副部長，分管我們科學處的工作。記得那天在中南海慶雲堂的一間會議室裡，周揚來參加我們處的會，宣佈他的施政方針。他說，他分管兩個處，按重要性來說，他認為搞建設了，科學比文藝重要。但是，他還是會用更多時間管文藝，這與他個人的經歷和背景有關，大家一定會理解的，並不是他認為科學次要。科技衛生處開始只講自然科學，後來衛生分出去，自然科學又透過聶榮臻的科學規劃委員會負責，不透過中宣部。這樣，到1956年科技處就開始專門做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負責哲學社會方面更多一些。
李：對1957年文藝界反右時周揚的情況你是不是瞭解得多一些？
龔：這個事情，周揚最有影響的文章當然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說它最有影響，不僅因為它是周揚寫的總結這場大事變的大文章，而且因為它經過了毛澤東主席看過，毛澤東還為此給林默涵寫過一封信，說：“此文寫得很好。我作了幾處小的修改，請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藝報尚未付印，最好將此文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上同時發表。”說是“小的修改”，其實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這個情況當時許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我們中宣部的幹部都是知道的。那時不像後來，沒有把毛澤東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體字標出或傳達的習慣。但是，有經驗的人們從文氣上就可以讀出哪些是毛澤東的手筆。
李：但是這篇重要的文章，周揚生前編選《周揚文集》時沒有收進去。這一情況你知道嗎？
龔：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去看望周揚，他同我談起他的文集，談起保留歷史原貌的編輯方針，並且具體地談到《大辯論》這樣的文章都要原樣收入，另加附記。他也說了附記難寫，但表示很有信心寫好。不過，這一方針後來有了改變。我又一次到醫院去看他時，他告訴我，主要是文藝界有一些同志非常不贊成他把《大辯論》這些文章再編進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這樣的意見我也理解。但是我說，只要不是採取重新肯定過去錯誤批判的態度，而是採取儲存歷史、糾正歷史錯誤、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態度，收入和重印這些文章，是不至於引起誤解的。周揚向我表示，他贊成這樣的看法，這也是他本來的意見，他準備堅持原定的編輯方針。
李：可能還是有不少阻力，所以現在《周揚文集》已經出齊，這篇《大辯論》沒有收入。反右時中宣部的運動他參加嗎？
龔：開頭鬥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好像他沒有過問。後來發展到反對李之璉同志等領導幹部時，他過問了。
李：我找李之璉談過，他好像對周揚有一肚子火。他說周揚因為丁玲問題而在反右時對他進行了無情批判。
龔：李之璉當時是中宣部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文聯、作協的黨委由中宣部機關黨委領導，李之璉作為黨委書記，受理了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