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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路上同他接觸較多。他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對深圳特區，都給予熱情的支援，使廣東同志都很感動。因為那時候對特區還有不少冷言冷語。9月，就聽說他在廣州突然病重，報社領導派我去探望他。這次離我同他分手只有兩三個月，但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他住在小島賓館，我去的那天，他夫人蘇靈揚告訴我，今天不要多講話，上午剛發過脾氣。原來上午中宣部一個幹部來過，態度很不好，問周揚為什麼還不表態。他一氣之下，一句話也不講。蘇靈揚發火了，對來人說：“你去跟上面講去，周揚的病就是他們整的，他們就是白衣秀士王倫。你就說是我蘇靈揚說的，開除黨藉我也不怕。”她告訴我，周揚病情突然加重有兩個原因。一是上廁所滑了一下，摔倒在地；另外前幾天文聯來了個幹部，向擔任文聯主席的他彙報文聯機關學習“反精神汙染”的體會。這個人對周揚說這些，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周揚問：“你們現在還在學習這個東西，一年多了。”回答說這是長時期的任務。自那次之後，周揚就失語了，再也沒有恢復。他一見我走進房間，就抓住我的手直搖，好像要說什麼話，我連忙勸阻。我心裡感到酸楚，預感到很難恢復。那個口若懸河、生龍活虎的周揚，只有三個月工夫，竟變成如此老態龍鍾。他也時而笑一笑，但只能斷斷續續說幾個字。我告訴他北京的朋友關心他，他念出幾個名字：胡績偉、王若水、秦川。周揚回北京治療前一天，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請吃晚飯。他很想講話，說廣東改革好，不要走回頭路，不要受各種影響。任仲夷看到他說話困難，就勸他不要多說：“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他先坐飛機回北京，下飛機就直接到北京醫院，從此再也沒有出來。我去醫院看望，他已經不能說話，只能點點頭表示了。
李：你能否從整體上說說周揚的地位和作用：
袁：總體來講，建設中國現代進步文藝事業，像他這樣有突出貢獻的人不多。他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引進來，並不單純是傳聲筒，也搞理論研究。毛主席的文藝思想中，有不少是政策、方針和口號，是周揚把它理論化、系統化，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貫徹，建設一支新的文藝隊伍，這支隊伍到現在仍然是文藝界的中堅力量，不能忽視他在理論建設和事業發展上所起到的作用。尤其在晚年，他對過去有嚴肅的反思和認真的探索，沒有這樣的體會，他就做不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樣深刻的報告。
他的思想侷限和錯誤也是明顯的。50年代初期他受到教條主義和蘇聯文藝路線的影響，他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見，就影響了至少一代作家。他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強調得太厲害，這當然影響到理論和創作的發展。自然不能說這是他一個人的作用。
李：他畢竟是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
袁：他是文藝領導官員，馬列主義理論家，但也有作家的一面。講人道主義那麼多，就是一個證明。1984年春天法國共產黨《人道報》代表團來《人民日報》訪問，提出一定要見周揚，我和秦川陪著他們去。法國人對周揚說他們老早就想來看他。周揚說：“我這個人一直信奉人道主義，你們是《人道報》，我就要見《人道報》的同志。”那天周揚很動感情，法國同志對他都很尊重，大家談得非常高興。會見後，從他的安兒衚衕寓所走到附近的四川飯莊，客人們都簇擁在他身邊，邊走邊談，談得很投機，融洽。
李：人道主義對於每一個真正的作家都是重要的。
袁：我認為那種沒有力量的批判並沒有讓他改變自己的思想，更沒有徵服他。作為一個作家，人道主義是根本的思想。中國經過多少苦難的一代知識分子，人道主義旗幟從沒有放下。作家們至今仍然談人道主義，周揚起了很大作用的。
李：有人談到他雖然做官，但也還有藝術家的氣質，你怎麼看？
袁：我覺得他本人有藝術家氣質，悲劇也在這裡。一方面是文人，他早年學習日本文藝，作為理論家，人道主義貫穿始終。另外一方面，他長時期擔任領導文藝工作，黨性和黨的紀律約束了他。他的責任感、使命感，需要將對立的矛盾統一起來，就只能壓住內心屬於自己的想法、個性，或者不願意談，或者不便談。日積月累，就壓得比較深，表現得也就很淡了。從實踐上看，特別是60年代後，他對毛主席的認識有了變化。我以為是否可以從這個角度深入理解和分析周揚，在20世紀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黨員中是很有突出的典型意義的。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王若水談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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