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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個情況我可以去查查報紙。
王：周揚想要《人民日報》登報告全文。這個報告事先沒有送審，事後送胡耀邦、胡喬木各一份。3月9日會議休會，傳來訊息說不能休會，要繼續討論。還說有人有不同意見。會議延期舉行。我感覺到情況有些反常。3月10日來通知，說胡喬木到周揚家裡談話，要我參加。我去了。還有夏衍、賀敬之、鬱文等。胡喬木說：看了報告，講得很周到，我首先宣告不反對人道主義，自認為是一個熱烈的人道主義者。周揚說：我相信。胡喬木說：但還得說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資產階級就說社會主義不人道。學雷鋒也是人道主義。不能抽象地談人道主義，還得要展開談。
李：胡喬木對你是什麼態度？
王：胡喬木批評了我幾句。說我怎麼把人道主義說成是個怪影。還說：你的文章邏輯性強，也比較生動。對他的批評我也無所謂。
李：他提到異化問題沒有？
王：他並沒有談到異化問題。周揚還說：“我沒有用‘不人道’的說法，我用的是異化這個詞。你看怎麼樣？’湖喬木避而不答。我想他是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不好回答。胡又批評現代派文學，點了〈當代文藝思潮》、《收穫》、《人民文學》雜誌的名，還點了李陀的小說《自由落體》。他還說：周揚年高德劭，是不是索性辛苦一下，把問題講清楚一下，然後出個單行本。周揚說《人民日報》還要發表。胡說發表時前面最好加個說明。
李：從你說的這些情況看，似乎並沒有要批判異化問題批判周揚的跡象。
王：是呀。當時我聽完之後，鬆了一口氣，看他沒對異化問題表態，沒有正面批評周揚。只是含含糊糊說文章抽象。回來後，就把情況向秦川彙報。我沒有理解的是，胡喬木當著周揚的面，說話比較客氣，繞了很多彎子，叫人摸不清他的真實意圖。黨校兩整天沒有開會，在緊張地準備不同意見。12日，由黃楠森等四個人做報告，但都說得很含蓄。周揚的秘書來電話問文章何時發表，我說：喬木同志的意思是修改後再發表，不知周揚同志如何考慮？周揚說就照這個稿子發表。我就為難了。我請示秦川。我和秦川都不願意送審，一商量，不送審。第一，周揚的文章沒有錯，第二，題目是探討，可以討論，不是中央檔案。同時把另外四個人的文章也發表。這樣，就在3月16日，把周揚的文章發表了出來。
李：結果你們捅了一個馬蜂窩。
王：當天上午鄧力群來電話找我，批評說：“特別是你，親自聽喬木同志的意見，你為什麼還要登？你要負主要責任，秦川要負重要責任。”我說：喬木沒有說不讓登。胡喬木聽說後說：“怎麼沒有說不讓登，我這裡有電話記錄。”他讓人把電話記錄找來。那是9日胡喬木打電話給鬱文：“周揚同志的文章不好辦，不是加幾句話刪幾句話能改好的。現在談人道主義是什麼意思，究竟給人以什麼影響？是要批判‘文革’，還是別的什麼？如果是批‘文革’，現在又沒有‘文革’，這麼抽象地講容易讓人認為社會主義不好。要找幾個人去臺上講一下，這樣才能說到要害，否則周揚的文章發表了要出大問題。”這時我才明白，是胡喬木授意讓四個人去的。
李：這些意思10日胡喬木找你們談話時沒有提到嗎？
王：沒有。根本沒有。我和秦川承認在組織紀律上有錯誤，沒有請示胡喬木，但認為文章本身沒有政治上的錯誤。我還給胡喬木寫過一封信，列舉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黨綱和領導人對人道主義的觀點，都是肯定的。我提出中國對此應該討論。4月初，通知秦川和我到中宣部開會。走進會議室，大家都坐好了，有鄧力群、賀敬之、鬱文、周揚。中宣部當時在中南海里，是華國鋒的舊居。我坐在靠裡的地方。胡喬木一進來，大家都站起來。他越過別人，直接握我的手，說：你的信我收到了。很好！很好！
李：看來情緒還不錯。
王：我覺得氣氛很親切。但很快情況就變了。胡喬木坐下來，說讓鄧力群念一下中宣部給書記處的報告。即調我離開《人民日報》，批評周揚、秦川。胡喬木講話：“並不是國外的問題，我們都要討論。”還說：這個報告書記處已經同意了，但要徵求你們的意見。
李：周揚是什麼反應？
王：周揚很生氣，聲音很大。他本來很有辯才，但氣得說不出多少話來，只是說這種做法不正派，說話不算數。胡說：“你這麼說不僅是對我的汙辱，也是對中央的汙辱。”我也講了話。反駁說我宣傳人道主義沒有錯。會議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