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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沒有。一回到北京，情況就開始緊張起來。
李：但我看當年一些報刊對大連會議還是有報道，也展開過討論。
唐：不過沒有按照預定的那樣充分展開。而且中宣部很快就來調會議講話記錄。是先拿走周揚的。侯金鏡找我，說：趕快拿來，要交到中宣部去。過了幾天，又把其他發言也要去。我當時覺得大家講話很重要很好，就記得特別詳細。結果沒想到，“文革”中這成了他們的罪證。有人後來對我開玩笑說：唐達成呀，你幹嘛記那麼詳細？可把我們害苦了！
李：這些記錄你手頭還有嗎？
唐：沒有了，全交上去了。不知道是否還保留著。
李：好像趙樹理文集裡有一篇文章是他當時的講話。你知道情況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嗎？
唐：謝永旺當時寫過一篇隨筆，指出作品寫人物只有幾種型別，而且似乎向正面反面兩個極端分化，意思是說人物不夠多樣。黃秋耘當時是編輯部副主任，看到這篇隨筆就加了一段：“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芸芸眾生，似乎很少人著力去寫他們；寫了，也不大能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段話後來成為主張“寫中間人物”的典型語言，在批判中，常被引用作為罪狀，認為是宣揚大連會議精神。沒有參加會議的謝、黃二位，也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主要是一個文藝界的領導把這歸納為“中間人物論”，問題就嚴重了。一年之後，1963年底就有了毛主席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批評文藝界只抓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藝，而不抓社會主義文藝，言詞很激烈。第二年6月，又有第二個文藝批示，這次批評得更厲害了。說什麼文聯各協會和刊物，大多數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不接近工農兵。
李：這些部門一直是周揚負責，毛澤東顯然對他的工作非常不滿。據說江青從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唐：當然是對著周揚的。第二個批示6月做出，8月份就開始批判大連會議了。《文藝報》首先發表一篇文章《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文學主張》，公開批判大連會議。戲劇電影界開始批判陽翰笙的《北國江南》，夏衍的〈早春二月》，田漢的《謝瑤環》。“四條漢子”中三條都被批判。就剩下週揚一個人。
李：沒有點周揚的名？
唐：當時還沒有。但他明顯受到冷落。正好他也有病，得了癌症，去做手術。接下來就是“文革”。
李：“文革”中大批判時你見到過周揚嗎？
唐：沒有。“文革”後我從山西回到北京，才聽說他在秦城監獄裡關了好幾年。那時，他已經放出來，聽說在招待所住著等候結論。一次我到民族宮看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畫展。出來在門口看到人行道上有兩個在漫步，原來是周揚和蘇靈揚。我沒有前去打招呼。遠遠看去，他精神氣色還不錯。人胖了，臉色很白。
李：“文革”後，你回到《文藝報》擔任副主編，又擔任作協領導職務，和周揚的交往是不是多了一些。你對他文革後的情況如何評價。
唐：四次文代會上他做報告，流淚向受過委屈的作家道歉，說自己做過很多對不起同志的事。我感到很意外。看來十年“文革”對他的衝擊太大了，大概思考了很多問題。這真不簡單。過去做報告，總是教訓人，指責人，而這次是反思和道歉，很令人感動。他不止在一個場合講。他過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釋毛主席的思想。“文革”開始時，我聽說50年代關於新英雄人物的討論時他的觀點實際上是毛主席的觀點。有人就對我說：你哪裡在和周揚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據說是文代會前，周揚去毛主席那裡彙報，談到文藝界的動態，說正在討論可不可以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毛主席就說：可以忽略非本質的東西嘛，寫英雄幹嘛非要寫那些非本質的東西呢？不過，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還不能確定。我當時確實沒有想到還有這些情況。
李：“文革”後的周揚，在對歷史的反思方面，你覺得他到底達到什麼程度，對於他在文藝上走過的道路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唐：我覺得他在“文革”後是經過了認真思考的，這一點和一些他的同輩人有所不同。他對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思想上、感情上是接受的。不然，不可能寫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樣有分量的文章。那是他反思的結果。不過，他又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人，只是把結果說出來，並沒有說原因。
李：這好像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特點。
唐：他只是把結論作為背景，來反證過去的做法是很不實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