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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的一個小農場，和楊犁廣文革”後曾任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兩個人一起負責挑水種菜。那裡也是作協的一個療養所。當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到八大處養病。一天，我正在從山下往山上挑水，突然通知我，說周揚同志來了，在邵荃麟那裡，要我去見他。我一聽，心裡頓時緊張起來。我有些害怕，不知道是福還是禍。我馬上去邵荃麟那裡。只見他們兩個坐在藤椅上，看上去態度很和藹，我心裡才踏實了。
李：周揚還記得你嗎？
唐：他當然記得。他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說，我是學生出身，勞動改造鍛鍊一下也好，現在已經適應了。周揚說，你還是一個文藝幹部，不能老是幹活。他問：還看書嗎？過段時間還要幹文藝工作的，還是要關心文藝界的動態，多讀一些作品。
李：你當時是不是特別激動？
唐：是呀。你想，一個右派，又是年輕人，能夠得到周揚這樣的領導人的關懷，而且態度和藹，當然很激動。覺得自己還沒有被組織忘記。他還說，你是上過大學的，那你懂英文嗎？我說原來懂，後來都丟了。他說：英文怎麼丟了？應該撿起來。我現在每天睡覺前都要看看，對外交流有用。既然學了，就不要忘記，每天抽些時間看看。勞動不是要你們成為幹活的人。聽了他的話，我還真的有些受寵若驚。
李：感到有希望了。你認為他是做出一種姿態呢，還是真正關心你？
唐：我想他對年輕人還是關心的。這件事很快在文藝界傳開了。他當時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人們的關注。大家說，周揚還召見唐達成了。他們也認為我的問題快要解決了。
李：見周揚後，是不是很快回作協工作了呢？
唐：沒有。我的處境並沒有改變。接著又從八大處轉到河北懷來作協的農場勞動。到1960年的9月，我才摘掉右派帽子，另行分配工作。那時愛人已經調到太原工作，我就想到那裡去，希望全家團聚。但愛人想回北京。這時，作協通知我到英文《中國文學》去。《中國文學》當時還由作協負責，周揚的一個魯藝的學生何路在那裡做副主編。
李：會不會是周揚關照的，讓你再把英語撿回來？說不定在什麼場合他對何路提到過你學過英語這件事。
唐：我不清楚。估計他不會親自過問這件事。我不願意在《中國文學》幹，每天看各種刊物上的作品，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正好侯金鏡主持建立創作研究室，他就把我調了過去。去了後參加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創作研究室成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大連農村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那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時間是在1962年8月。
李：我前不久在《收穫》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趙樹理的文章，裡面還寫到了這次會議。我談到趙樹理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還講到趙樹理在60年代階級鬥爭越來越盛行的時候，再也無法按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來進行創作，他走不下去了，而浩然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這樣才出現了《豔陽天》以及後來的《金光大道》。
唐：大連會議本來就是想改變一下多年以來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提倡創作除了寫英雄人物，也可以寫普通人物。會議是邵荃麟主持，當時中國文壇上一些以農村題材創作為主的作家，像周立波、趙樹理、李準、西戎、康濯等十幾個人都參加了，茅盾、周揚也都到會來講過話。座談會本意是要開一個輕鬆的會，邵荃麟特地強調不揪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實行‘三不主義”。要大家暢所欲言。
李：他肯定沒有料到自己被打得最厲害。聽說那次會上大家的發言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很反映了一些生活實際，特別農村中的災害情況，大躍進人民公社所暴露的問題。
唐：我負責安排座談會的會務。邵荃麟說，要安排大家吃好一點，這兩年在下面都吃得不好。
李：周揚來講些什麼？
唐：我還負責座談會的記錄。周揚來的那天，我本來不想去見他，就坐在房間裡沒有下去。
李：你害怕見他，還是不好意思見？
唐：主要心裡有些發怵，內疚，不好意思去見。但開會前邵荃麟和侯金鏡告訴說還有唐達成來了，周揚就說：去叫來見見面。這樣他們又來把我叫去。他和我握握手，寒暄了幾句。他是剛從北戴河參加完黨中央的全會來大連的。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毛主席做了關於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講話。但是，周揚在講話中好像對此沒有反應，還是講一些肯定會議的話。
李：這些在座談會上的講話都發表出來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