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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93年9月9日
李納——作家，魯藝學生
輝：你是什麼時候到魯藝的，在那裡和周揚熟悉嗎？
李：我在1940年到延安，1941年到魯藝文學系，先是何其芳當主任，後來是荒煤。我在那裡時間不長，是最後一期。我的上期同學有馮牧、賀敬之等。我與周揚接觸不多。他上大課，我去聽課。他找我談過一次話。在四個系中他比較接近文學系，親自兼文學系文學部主任。
輝：還記得主要講哪些內容？
李：他講“左翼十年”，根據毛主席對魯迅評論的精神講魯迅。
輝：他對你們怎樣講他和魯迅的關係？他說到他和魯迅的矛盾沒有？
李：他講到和魯迅的矛盾，主要是“兩個口號”論爭的過程。他檢討自己年輕氣盛，對魯迅不夠尊重。
輝：當時你感覺到魯藝和文抗是否有矛盾？
李：我感到有矛盾，至少有彼此不同的地方。魯藝和文抗各辦一個刊物。魯藝叫《草葉》，文抗叫《穀雨》。文抗一部分作家認為邊區還是有缺點的，有缺點就應該批評。周揚認為太陽也有黑點，不贊成批評。文抗的羅烽寫《還是雜文時代》提倡魯迅筆法，魯藝有人不贊成。同學中寫詩的多，有人喜歡何其芳，有人喜歡艾青。何其芳主張歌頌。同學中兩邊有所爭論。文抗的羅烽認為還是雜文時代，魯藝不贊成。同學中間也分兩派，有的擁護何其芳，有的擁護艾青，何其芳就是要大家歌頌。同學中有許多人喜歡艾青的詩，請艾青來講課。艾青從文抗步行20多里路到魯藝講課。
輝：聽不少人說過，在整風開始後，最初魯藝當時在延安的部門中，整人是比較嚴厲的。
李：是的。1942年延安學習整頓黨風、文風、學風三風。開始是整頓學風，這時，空氣還是輕鬆的。看小說的空氣很濃，隨便發表議論。周揚還進行過一次調查，調查大家讀了些什麼小說。我們在魯藝的半年中都讀得不少，後來周揚總結說，讀外國作品的分量多了些，但沒有壞處，多讀了只有好處。後來轉到整頓黨風，氣氛就緊張起來了。開始審幹，寫批判文章。
輝：你當時的處境如何？
李：我在延安患眼疾，出去看眼病，後來學習黨風，學校將我調回來。年底氣氛緊張起來。延安有個刊物，叫做《部隊文藝》，在這刊物上寫文章的有公木、李之璉、朱子奇、晉駝等，後來把這幾個人調到魯藝整風，在會上批判了他們。由文學系負責批判，主持人是何其芳。起初批判他們的人性論，後來逐漸發展成敵我矛盾。在批判過程中，有過火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給人扣帽子的現象。我記得還批判過天藍。天藍是文學系的名著選讀教員，外語底子很好，曾寫過《隊長騎馬過河了》，很得好評。懷疑他是託派，也受到批判。當時的嫌疑分子，重一點的都有人跟著。魯藜是嫌疑分子勸說他。當時組織了若干個勸說小組。他不講話，只念幾句：太陽出來了，但太陽不是我的。
輝：聽說魯藝被揪出來的“特務”很多，有的教員和領導也被掀出來。
李：當時有所謂“搶救失足者”，弄得草木皆兵，據說是康生創造的。文學系裡有一個人坦白自己是特務，在會上做報告，心理描寫很動人。他一坦白，便被解放，又來動員別人坦白，說只要一承認便沒事了。所以假坦白的人就多起來。但也有堅決不承認的。如江豐、李又然，李又然被有的積極分子打了，還是不承認。學員中有一半以上被打成失足者。
輝：你是怎樣受到牽連的？
李：抄一個女同學的家，這個女同學崇拜蕭軍，平時喜歡講講怪論。從她那裡找到一本託派的著作，這書是她從我這裡借的。我也是借來的，也不知道是託派的著作。她說出是我借的，自然就會懷疑到我。“搶救失足者”到了末期，勸說小組找我談話，頭一句就問我：“你相不相信組織？”我說：“相信”。又說：“你既然相信組織，那麼組織說你有問題，你就有問題。”我真如五雷轟頂，接受不了，真想跳崖算了。
輝：文學系的教員中情況如何？
李：嚴文井、周立波都沒有被懷疑。
輝：是周揚主持審幹嗎？
李：不止他一個人。他主持大會，做報告。每次做報告都是號召有問題的坦白交代，不要等待觀望，不要存僥倖心理。做過的事情是客觀存在，抹不掉，早日坦白，輕裝上陣。他惋惜我們這代青年，有心革命，但卻上了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當，是很不幸的。他說責任不在你們身上，坦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