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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環境或個人的作用大小是因時因地而有很大不同的。
曾：周揚的情況也不是他一個孤立的現象。他和一些人牽涉到一些公案，像“兩個口號”論爭，夏衍仍然堅持他的看法。周揚也同樣如此。茅盾的回憶錄也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
李：現在看來要想把歷史問題弄清楚恐怕永遠也不可能了。
曾：周揚本身就是一個犧牲品。不止他一個。郭小川、袁水拍也是。1955年後，郭小川找盧甸的愛人做工作，要她離婚，然後另外幫她介紹物件。自己最後“文革”中也沒有好遭遇。袁水拍“文革”中當上文化部長，對徐遲這樣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後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李：許多類似的事情，非常值得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從中總結出歷史教訓，才能使悲劇儘量少發生。問題是，歷史常常被人淡忘，重蹈舊轍的人依然存在。
曾：政治運動就是不斷地扭曲人，即使善良的人也會被扭曲。於是，文壇總有幫兇、幫閒，在很長時間裡，周揚應該說是集大成者。
孿：是個人因素起作用嗎？
曾：個人作用也很重要。周揚的個人素質，實際上有些加深了壞的東西，結果真正被一種異化的力量所打倒。譬如他和胡風的個人矛盾，就促成了胡風的冤案發生。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並不反對，他只是主張在文藝上應該有不同的解釋。可週揚只是從政治上談，沒有從文藝上闡明，還為此把罪名加在胡風身上。聽說丁玲被打成右派後，曾給周揚寫過信，說：“我多麼想回到你們身邊。”但沒有迴音，不知周揚是如何想。
李：這裡插一句，我還想認真研究一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文藝的關係，你怎樣評價“講話”？
曾：今天不可能談得詳細。我作為一個作家，從創作而言，“講話”後延安出了多少好作品？沒有。只是作為宣傳的需要，從政治的角度才去看。趙樹理的作品算好一點，但很淺，氣質也不怎麼樣。《高幹大》、《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根本沒法看。
李：《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看過兩次，都沒能看完。我非常同意你的這個意見。你難道不認為胡風和周揚一樣，也是一個歷史悲劇性人物嗎？
曾：胡風當然也是，但是兩者之間有很大不同。胡風的悲劇造就了他的偉大。周揚是個悲劇性人物，但真正受害倒下去的是他自己。胡風有他的理論和作品在，有他的成就在，有他的文章傳世。周揚呢？都沒有。除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和總結報告之外，他的文集還能有什麼更有價值的東西呢？我看他最好的文章，是和王若水、王元化合寫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
李：類似周揚這種情況的作家、理論家還不在少數。
曾：這是他們一代人的悲劇。我和邵荃麟很熟，在武漢編《大江報》時，和他有過來往。1946年前後我常去看他，他和我談文藝問題，全是胡風的觀點。可是，1947年他一到香港就全變了，反過來成了批胡風的主將，他批判的觀點，實際上都是他當年同我談過的觀點。
李：聽說喬冠華也是這樣。
曾：在重慶時，他和胡風是好朋友，但一轉眼就變了。可以說，政治扭曲了文藝，也扭曲了人格，即使善良的人，有作為的人，也不能擺脫。馮雪峰與他們有很大區別，但也沒有避免這種命運。胡風對他解放後步步緊跟不滿意，他講了許多言不由衷的話。說實話，我對他後來的表現也很失望。
李：我總覺得，周揚這些人表現出來的歷史悲劇性，其實是左翼文藝運動本身的悲劇。你從開始創作起就屬於左翼文藝，你對此怎樣認識？
曾：我個人是受左翼文藝的影響而參加革命的。30年代的左翼文藝，當時對我很有吸引力，首先是因為有魯迅，還有當時的一些作品我喜歡，如沙汀的小說。我不同意胡風對他的批評。還有艾蕪、張天翼的作品。我，還有一些朋友，都是類似的經歷。左翼作家的作品，幫助我們對生活、對社會有所認識，在政治上有所追求，成為他們政治上的追隨者。到我開始發表作品之後，有些看法與30年代有些不同了。感到當時左翼文藝的缺點和錯誤。現在看來，這些錯誤我認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有蘇聯的影響，共產國際的影響。等年紀大些，藝術修養增加之後，我對藝術有了自己的想法，認為藝術上無力，政治上就是空洞的。我可以代表一代人的想法。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並經本人審定）
與李納談周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