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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文革”中要對他的“文藝黑線”算總帳。這本身就是個悲劇。
李:悲劇是政治決定的。“文革”的發生是悲劇,對於周揚恐怕含義不會這樣簡單。
藍:我講講自己“文革”開始時的心情。“文革”剛開始時我不理解,但也擁護。心裡想,每次你們不是鬥人家嗎,這次也讓你們嚐嚐味道。整別人的人自己也被整,這就是一筆糊塗帳。但我沒有加進自己的個人恩怨。
李:你在“文革”開始的心理狀況,其實帶有一定普遍性。我寫蕭乾的傳記時,就寫到過這一點。“文革”開始時,蕭乾和許多文化人一起被集中在一個校園裡,那些人當中就有把他打成右派的。所以,一時間,他並不像後來那樣感到恐怕,而是非常滿足。因為,他感到一種平等,大家都一樣了。如果深入研究一下當時知識分子的這種心理,一定很有意義。還是回到周場。
藍:“文革”前我一直崇拜周揚。姚文元寫大批判文章,說周揚是兩面派,我看他不是兩面派,是一面派,但有矛盾。
李:“文革”後周揚的反思你怎樣看?
藍:1984年我去採訪他,講著講著他就哭了。主要是談過去文藝界的錯誤。粉碎四人幫後,作為17年文藝戰線的指揮官,那個層次的人,周揚覺悟得比較早,而且是徹底的。他的道歉不是虛偽的,是真誠的。相反,本來是副手的人,卻遲遲不悔恨。張光年覺悟得也晚。周揚訪問日本時,有一篇長篇演講,談到思想解放問題,對11屆3中全會的認識,有大家風度。後來,就是受周揚整過的一些人也諒解他。
李:依我看,他的覺悟還是有很大的侷限。起碼一點,他從沒有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做過客觀和深刻的分析。當然,要求他做到這一點,恐怕也是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