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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下，批判味道也很濃，上綱也很高。
李：對於吳晗，周揚當時是什麼態度？有沒有和你們私下談論過？
龔：說過。周揚說，無論如何，民主革命時期，吳晗還是個左派，總不能說他是有意識反黨反社會主義。只能說是無意之中。
李：中宣部組織的這篇批判文章發表沒有？
龔：發表了。中宣部組織的這篇文章題目叫《〈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思潮？》，署名方求。1965年12月26日發表。當時我們還很得意，認為沒有講罷官問題。後來這也成了後來挨批判的一個罪狀。
李：就是說，對於罷官問題，你們心裡實際上已經知道是一個敏感問題。
龔：周揚私下說過：“如果要說問題嚴重，那還是罷官問題，但不能提。一個是海瑞是毛主席提倡講的，另外吳晗也不會說是毛主席講過的。這裡講的是社會思潮，泛泛而談就可以了。”
李：從這一點來看，周揚還是很有政治經驗的。
龔：當時對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只好硬著頭皮寫。周揚這次他認為寫得不錯，沒有做什麼修改。他還說：“聽說吳晗有委屈，覺得與孟超、田漢相提並論。他有什麼委屈？田漢老資格了，孟超也是。我青年的時候，田漢大名鼎鼎，見上一次面也不錯！”
李：關鋒和戚本禹的文章發表沒有？
龔：關鋒和威本禹的文章後來沒有發表。關鋒批判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是和蔣介石的新思想運動一樣，我們不同意，關鋒講一個字也不能改。我們只好給中央五人小組寫報告，請他們指示。
李：是不是關鋒私下有後臺，不然他怎麼會這樣呢2
龔：不清楚。也許得到了某種暗示。戚本禹他沒寫完。只寫了從海瑞罷官到國防部長（兵部侍郎）。我們不敢發，從來沒有想到要提彭德懷。我們還是打報告上去，問是否可以提到彭德懷問題。
李：看來1996年的春天，中宣部裡面還真是複雜得很。
龔：我印象中關鋒也寫過道德繼承論的文章，就找了出來，在給五人小組的報告中提到了這件事，說他原來跟吳晗的觀點差不多。1966年4月底，聽說關鋒、戚本禹的文章就要發表了，我們忽然徹底被甩開了。
李：有沒有措手不及的感覺？
龔：當然有。正在這時周揚病了，得了癌症，是肺癌。組織文章的事情就由另一個副部長許立群負責。許立群不同意發他們兩個人的文章，五人小組也沒有回話。情況很快也就變化了。
李：你們當時寫的這些情況反映和請示報告是不是還在？
龔：可能還在。當時譚元壽由於演出了《海瑞罷官》也寫出檢討，說自己沒文化。我們又寫了一個情況上去，認為不要追究這些演員的責任。還有《光明日報》等文章提到了郭沫若、范文瀾，我們也把情況反映上去。郭沫若寫過關於海瑞的詩，很緊張，把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找去，說：“我這個人要揭開蓋子，臭得很。”我們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遊海南，寫過憑弔和讚揚海瑞的詩，批評吳晗和翦伯讚的歷史觀之後，恍明日報》等報紙的內參刊物不斷反映學術界不少人說，郭老和範老文瀾也發表過相似的觀點，這些內刊郭老都能看到。張勁夫也把這個情況反映上去。我們的處境很困難。後來說我們反映這些情況，是打擊左派，是收集的黑材料。
李：如果把整個過程都寫出來，一定是很重要的歷史記錄。
龔：等有時間再說。
李：你在“文革”前的最後一次見周揚是什麼時候？
龔：具體日子說不準。他在醫院裡做手術期間，我們去阜外醫院去看過他。他快做手術。為了不煩擾他，上述這些棘手的事情，沒有同他談。只是問候問候，談些輕鬆的話題。江青的《紀要》發表。周揚說：“我有兩個癌。一個是肺癌，一個是30年代。肺癌手術不知前景如何，手術可能動得好，也可能動不好。生死未卜啊！”他情緒低沉。我們儘量說些安慰他的話。後來他的手術動得很成功。為酬謝醫生，中宣部請他們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國電影。劉少奇帶話要周揚好好檢討，養病。他到天津住。深秋或者冬天，才把他從天津弄回來批判。
李：第一篇點名批判周揚的文章好像是在《光明日報》發表的。
龔：那篇文章是阮銘寫的。我們也挨批了。開始還懷疑周揚是否還活著。等把他帶回部裡批判，發現他身體還不錯。有一次我還作為陪鬥物件一度被叫到臺上。批判我們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