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憤怒-張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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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時有發生。

老外面對座位，我總結出了三種情況：第一，主動放棄。有一次我在巴黎的地鐵上看到兩個講法語的大人帶著一批講美國英語的孩子。法國的地鐵進門有四個摺疊的椅子，四個孩子一進門就坐了上去，過了一會一個大人用英語對這幾個孩子說，你們該站起來了。因為在這些椅子旁邊，用法語寫著：“當車廂裡的人比較多時，請站起來。”第二，互相謙讓。兩個人同時看上一個座位。這肯定是一開始彼此沒有看到對方，當他們越來越接近那個位子，終於注意到對方的存在時，雙方的第一個反應是同時停下來。如果這兩個人是一男一女，問題就比較簡單，毫無疑問，男的讓女的。如果兩個都是男的，那就看誰堅持讓到最後。第三種情況我至今不理解，不坐。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有位子也不坐？

中途，廣播裡又說開了：“本車即將進入外灘文明示範區，請乘客遵守‘七不’規範。”

這句話我們不必擔心老外有什麼不良反應，因為他聽不懂什麼是“七不”規範。不過，我本人有點不明白這句話，進入外灘文明示範區需要遵守“七不”規範，那麼，是不是意味著其他地區就不需要遵守了？

車子到了站，廣播裡說第四句：“行人請走人行道，過馬路請走橫道線。”

你看看，聽了這句，他連馬路上是怎麼回事也知道了。

嚇唬式教育值得反思

平心而論，我們的各級政府、宣傳部門、精神文明辦公室在這個問題上沒少花力氣進行教育和宣傳，但是，效果顯然不太明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採用的方式經常在無用的“嚇唬人”上做文章。

比如，我們在勸告大家不要亂穿馬路時，總愛宣傳說亂穿馬路危險，指望把人給嚇唬住。上海電視臺的公益廣告是這樣做的：一群小鴨子在鴨子媽媽的帶領下過馬路，前面亮著紅燈，小鴨子徑直走過去，一輛車子過來差點軋到它們，嚇得鴨子媽媽趕緊把它們拉回來。等到交通燈變綠，鴨子媽媽這才帶領它們神氣活現地過去。

同樣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傳週，都能在上海的電視上看到老一套：一個記者拿著話筒問一位剛剛亂穿馬路的行人：“你覺得你這樣穿馬路安全嗎？”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聲地、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以我單位門口的淮海路為例，“亂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亂穿馬路被車撞死的機率大約和飛機失事的機率相當。我們總說乘飛機安全，說什麼一個人需要連續乘坐2　000多年才會遇到一次飛機事故。可是同樣低的機率，一到穿馬路便說成極其危險。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隨地吐痰，我們總是宣傳說，隨地吐痰會傳染疾病。隨地吐痰真的會傳染疾病嗎？為此，我專門請教了一位公共衛生專家。

這位專家坦言，從理論上講，隨地吐痰確實有可能傳染疾病，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個機率幾乎為零。他進一步指出，隨地吐痰傳播疾病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結核病人，他的痰裡就會有結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氣中的密度超過一定範圍，如果不是在一個密封的環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會被空氣稀釋。第三，受體本身比較脆弱。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確實支援了這種說法，讀者諸君想一想，你認識的人中有誰在亂穿馬路時被車撞死？又有誰被別人吐了一口痰傳染上疾病？

退一步說，就算隨地吐痰真能傳染疾病，那也是傳染給別人，絕對不會傳染給吐痰的人自己。你再怎麼嚇唬也白搭。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嚇唬了這麼多年愣是一個人也沒有嚇唬住。

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如何進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宣傳確實是我們面臨的一項新挑戰。這方面美國的經驗有一定的借鑑作用。許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聽說美國也搞精神文明宣傳，不過美國和我們有兩點不同：第一，美國的宣傳工具大多由私人掌握，政府的宣傳是要付費的。第二，正是因為付了錢，他們就先請專家進行研究，而不是靠拍腦門決策，免得錢打了水漂。美國有一個州，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很高，州政府為了遏制這個勢頭，首先請了一個專家組來研究這個問題。

專家組經過科學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吸毒具有三個特點：第一，所有的人在第一次吸毒時都清楚地知道毒品的危害（我國的反毒品宣傳至今的重點仍在宣傳吸毒的危害性）。第二，吸毒被青少年當成成熟的標誌。人的一生有兩個叛逆期，第一個是三歲左右，它的出現是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