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憤怒-張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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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誌的。三歲以前的兒童是用別人稱呼他的方式稱呼自己的，“寶寶要吃飯”、“寶寶要喝水”。三歲左右，兒童開始用“我”來稱呼自己，這個時候的特點是你說東他就要西。三歲的小孩害怕打針這恐怕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我兒子一看見醫院的大門就把我往回拉，任憑我怎樣教育、說服、安慰、哄騙都無濟於事。一次他高燒39。2°要吊鹽水，我告訴他：“你完蛋了，又要打針，你趕快躺在地上耍賴吧。”沒想到他對我說：“地上有蟲蟲，我不哭，我不怕打針。”等到真打針的時候，我們既沒有表揚他勇敢，也沒有拿大孩子做他的榜樣，破天荒他第一次做到打針不哭。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在後面，漫長的四個小時結束以後，他竟然不願回家而且還要打針。第二個叛逆期就是青春期。這時期的孩子處處要顯示自己的成熟。第三，大部分孩子第一次吸毒是一個群體行為，眾所周知，青少年的群體壓力是非常大的，這個時候，就是有少數人想不吸也是很難的。

在上面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州政府製作了一則別出心裁的廣告。這個廣告是這樣做的：兩個毒品販子結束了一天的毒品生意之後，在昏暗的燈光下數錢。一個毒販子對另一個毒販子說：“現在這個毒品生意是越來越不好做了。吸毒的人越來越少，警察查得越來越嚴。”“可不是嗎！我們現在的收入主要靠些年輕人。”“那些新新人類，自以為新潮、另類、時髦，其實他們的錢最好騙了。”“要是有一天，連他們都不買，我們可就真完了！”由於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廣告播出後效果非常好。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來分析一下如何有效地減少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根據行為理論，人類行為的發生一定是其動力大於阻力。以亂穿馬路為例，人們為什麼會亂穿馬路？因為亂穿馬路省時省力，這是亂穿馬路的動力，因此，要阻止亂穿馬路，必須增加其阻力。前面提到的嚇唬顯然也是想在這方面下功夫，可惜嚇唬錯了地方。

我建議不妨將“嚇唬”改成“鼓勵”。比如，上海人特別愛面子，爭強好勝，處處要爭全國第一。據我所知，國內有些地區的人在上下車秩序方面做得比上海好，有些地區在過馬路上做得比上海好。為什麼不利用上海人的這種特點，拍一些對比廣告？國外有些地區，公共秩序方面很好，同樣可以進行國內外比較。

前兩天我在中山公園買票，售票口前擠作一團，我把我前面的幾個人排成一個隊。這時來了一個小夥子直接就插到最前面去了，我一把把他拉過來，他掄起拳頭，沒想到我對他說：“先生，你想先買，你排在我前面。”眾目睽睽下，小夥子不好意思，站到我後面去了。又有一個大媽往視窗擠，我同樣讓她插在我前面，她年紀大一點，我是真心實意讓她。沒想到她堅持說：“我到前面是去看看還有沒有票。”從此就再也沒有人插隊了。

大家看，我一個人也沒有嚇唬。

另一方面，就是想嚇唬一定要找準地方。我就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旗幟鮮明地將隨地吐痰、亂穿馬路等不文明行為界定為一個人素質低下的表現？目前的上海，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在各個十字路口維護秩序，你去問問那些執勤人員，他們有沒有發現有哪一個亂穿馬路的人對自己這種行為感到羞愧？一個也沒有！他們不但不會感到不好意思，相反，遇到阻攔振振有詞，甚至怒斥執勤人員。

在法國，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人在前面插隊，後面的人根本不制止，隨他去。因為大家比的是誰更紳士。中國人還有一個毛病，在公共場合大聲打電話，不管是在聽報告、看電影、聽音樂會，甚至作報告的人還敢停下來接手機（當然，他們多半是領導）。什麼時候我們能夠做到“那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人，手機響了之後，在全場憤怒的目光下倉皇逃竄”。

這事真的應該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也許這只是上海才有的事情，但是在北京我看到年輕一代一直都讓位子的。當然，有些人也不講道德，但是總是有人會批評他們的。（原文是用英文寫的）

1992年我去中國好幾次，我去了北京、上海和河南。在1993年和2004年期間我沒有去中國。然後，2005年4月，我去了廣州、深圳。我在澳大利亞也經常遇到中國人（遊客和中國移民）。我對大陸的中國人的看法是，他們是一個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不同的種族，大陸中國人（總體上說）非常自私，不關心其他社群成員。他們只管賺錢或獲得好處，完全不關心他們的不道德行為是否會對其他人產生不良的後果。他們只有一種情況下會表現出禮貌，那就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