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認識思想自傳

第31部分 (第3/4頁)

的經驗。　這一天對最令人不快的問題，捷爾仁斯基給我作了回答，使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　後來我瞭解到，被捕的大部分人都誹謗自己，結果他們自己的供詞成了起訴的主要依據。　在審訊結束時，捷爾仁斯基對我說：“我現在放了您，但是您在問題沒

270

６５２自我認識

解決以前不能離開莫斯科。“以後他又轉向明仁斯基：”現在很晚了，我們這裡盜匪活動猖獗，能否弄輛汽車送別爾嘉耶夫公民回家？“汽車沒有找到，不過，士兵帶著我的東西用摩托車送我。　當我走出監獄時，監獄主任（曾是近衛軍騎兵司務長）親自給我拿著東西，並問我：”您是否喜歡我們這裡？“

比起舊制度的監獄，契卡的監獄制度更加難以忍受，比很多革命監獄的紀律更加嚴酷得多。　至於捷爾仁斯基，我的印象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和誠摯的人。　我想，他並不是不好的人，甚至按本性說並不是一個殘忍的人。　這是一個狂熱的人。　他給人的印象是：為某種情感所控制，在他身上有某種可怕的東西。　他是波蘭人，身上有某種高雅的東西。　過去，他曾想成為天主教的修道士，他將自己狂熱的信仰轉向共產主義。在逮捕後過了一段時間，“策略中心”案進入訴訟程式，在被指控的人中，有些人與我有私人的關係。　訴訟過程給人以十分沉重的印象，這是戲劇性的表演，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某些被控者引起很大的尊敬，但是還有一些則是不值得尊敬的、屈辱的。　判決不特別重，是象徵性的。一段時間裡我的生活比較平靜。從１９２２年春天情況開始改變。　形成了反宗教的陣線，開始了反宗教的迫害。１９２２年的夏天我們到茲韋尼哥羅德縣去，它在巴爾維赫，在十分迷人的莫斯科河岸邊，靠近阿爾漢哥爾斯克的尤蘇帕維依，那時托洛茨基居住在那裡。　靠近巴爾維赫的森林非常迷人，我們被成群的蘑菇所吸引，我們忘記了可怕的制度，在農村對它的感受較小。　有一天我回到莫斯科，這是整個夏天唯一的一次回莫斯科，我在自己的房子裡過夜，夜裡進行了搜查，並

271

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世界７５２

逮捕了我。　我被驅逐出蘇維埃俄國，我被預先警告，如果再在蘇聯境內出現將被槍決。　這以後我被放了。　但是大約過了兩個月（在這期間需要為出國作準備）

，整整一個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群體被驅逐出境，他們被認為沒有希望轉向共產主義信仰。　這是一個奇怪的標準，後來它沒有再使用過。　我被驅逐出祖國不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當他們宣佈要驅逐我時，我是很苦悶的。　我不想僑居，我與僑民有衝突，也不想與他們匯合，但同時我又感覺到，我將要去一個更加自由的世界，能夠呼吸自由的空氣。　我沒有想到，我的流亡會長達２５年。　德國大使館很幫助我們，在德國入境處給被逐者個人辦了簽證，但是蘇維埃政權拒給被逐者以集體的簽證。　德國人給予我們一系列的服務。　有時我為了被逐事宜到格佩去，順便說一下，我請求明仁斯基加快放逐。　有一次我在格佩等待管理被逐事宜的偵察員。　我驚奇地發現，在走廊及接待室裡坐滿了教士，他們都是（東正教）

新生教會教徒。這使我產生了很沉重的印象。對“新生教會”

我是否定的，因為它的代表人物是靠告密大牧首和大牧首教會起家的。我認為，它這種做法不是改革。在格佩接待室裡，我遇見了安東尼主教，我過去在彼得堡見過他。　安東尼是最有才幹和最進步的俄羅斯主教之一。　在宗教—哲學會議上他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教會恢復中他起的作用是不美妙的，他經常恐嚇和告密。　安東尼走近我，吻我，想和我進行隱秘的談話，回憶過去。　我則向他表明，在秘密的格佩，這是不合適的，我與他之間也是非常冷淡的，這是我離開俄國時最後的印象之一，而且是不愉快的。在路上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

272

８５２自我認識

而且前面是什麼在等待著我們也不清楚。　在流放中，我感到了某種天意，它決定了我的命運。

G在國外我寫了很多論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文字。　我企圖思考這不僅對於俄國的命運而且對世界的命運有著巨大意義的事件。　我作了思想上的努力，以便超越雙方的鬥爭，清除情感因素，不僅看到共產主義的某種侷限，而且看到它的真理。　觀察俄國僑民的情緒時，我發覺，我是能從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的偏見中解脫出來，不被自己與它的思想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