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認識思想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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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精神問題的報告是不能容許的。　在這篇文章裡作者（他無疑是進行告密）想用俏皮的語言結尾，說什麼在宗教與酒精之間永遠存在著聯絡。結果，我作為的代表被契卡傳喚，A　o U同時，“酒精中心”的負責人也被傳喚。　我出示加米涅夫的條子，條子上說已經在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進行了注A　o U冊。　最大的困難是給契卡的偵察員解釋，精神文化是什麼意思，它與物質文化有什麼區別。所有這一切最後都過去了，但是，準確地說，這為將我逐出蘇維埃俄國提供了口實。　我作了關於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的演講，進行了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堂討論。這些演講與課堂討論為我的書提供了基礎。我的演講和課堂討論的出席率是很高的。　常有共產主義者出席。第一排通常坐著年輕人，他們毫無疑問是契卡的間諜。我一直講得很自由，毫不隱瞞自己的思想。　在公開報告後的討論同樣是自由的。　最後一年的公開報告特別有成績。　有三次報告（論施本格勒的書、論魔法和我的論神智學）來了異乎尋常多的人，一群人站在街上，形成了人牆，我費了好大勁才走進屋子（應當說明，我是主席）。有一次，作為主席的我在報告時收到女子培訓班負責人的一個條子，說過多的人群會使場地倒塌。　在這裡需要說明，我們在報紙上沒有作任何的通知，通常都是在前次會上或者透過作家書屋進行通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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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自我認識

在著巨大的智慧的渴望，自由思想的需求。　正確地說，應當滿足這種渴望和需求。　但是我相信，滿足這些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俄國，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繼續存在。　這被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所證明，那是我在國外，在巴黎收到的，是一個年輕人奇來的。①我將這封信刊登在《道路》上。　我的時代離建構時期還較遠，還存在著革命的自發力量，蘇維埃國家的極權政治還沒有最終佔領全部生活，它主要還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擴大影響。甚至，不是官方方向的書也可以出版一些。我不想離開俄國，不想去作一個僑民。　我相信經過精神的復興而發生的從壓迫之下的解放。我感到，存在著人的自發力量，創造的精神活動可能在它中間存在。　但是我遇到了外在的障礙。不能說我受到了蘇維埃政權的特殊的壓迫，然而我兩次被捕，拘禁在契卡和格佩，雖然時間不長。更為嚴重的是，我被從俄國驅逐出來，已經在國外生活了２５年。第一次被捕是１９２０年，是和被稱為“策略中心”的事件有關，事實上我與此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但卻逮捕了很多我的好朋友，結果經過了很長的過程，但我不能對它負責。　有一次，當我蹲在契卡的內部監獄時，在夜裡１２點我被帶去審問。我被領著經過長長的陰森森的走廊和樓梯，最後，我們經過比較潔淨和光亮的走廊，進入很大的房間，這裡異常的光亮，地上鋪著白熊的獸皮，在左邊靠近寫字檯的地方，站著我不認識的穿軍裝戴紅軍星的人。他讓我坐下並對我說：“我叫捷爾仁斯基。”

①寫於１９４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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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世界５５２

這是契卡建立人的名字，它被認為是血腥的並在全俄引起恐怖的名字。　我是在眾多被捕者當中唯一被捷爾仁斯基親自審問的人。　我的審問帶有同樣特別的性質；加米涅夫也來一起參加審問，參加審問的還有契卡主席的代表——明仁斯基（我過去不怎麼知道他，曾在彼得堡遇見過，當時他是作家，不走運的小說家）。

我的非常明顯的特點是，在災難性的和危險的關頭我一。直不感到沮喪，任何小的驚嚇也感覺不到，而是相反，能體驗到情緒的高漲，能轉入進攻。　我決定在審訊時寧可保護自己也不能投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交鋒中佔優勢。　我對捷爾仁斯基說，“我打算直接說出我所想的東西，這是符合我的思想家和作家的身份的。”捷爾仁斯基回答我：“我們期待於你的正是這個。”那時我決定提前講出要向我提出的問題。　我講了４５分鐘，作了整個的演講，我所說的帶有唯心主義性質，我努力講清楚：在怎樣的宗教、道德、哲學的基礎上我是布林什維克的反對者，同時我還堅持：我不是政治性的人。　捷爾仁斯基很注意地聽我講，只是偶爾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例如，他說：“可能在理論上是唯物主義者而在生活中是唯心主義者，或者相反，在理論上是唯心主義者而在生活上是唯物主義者。”

在我的長篇發言後，捷爾仁斯基表示喜歡我的直爽，但仍給我提出與某些人們的聯絡的問題。我堅決不談人們的事。　我已經有了在舊制度下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