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認識思想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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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困難的。　以後是托爾斯泰主義者發言，他對教會的指責異常尖銳；後來是費多羅夫主義者發言，自稱是“生命宇宙神秘論者”

，他胡說福音起源於母馬，純粹是難以想象的奇談。最後提出，社會最高綱領已經實現，現在應當把死寂的宇宙星期日列入日程。　這使聽眾大笑。　後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發言，應當說，他是最好的，比起其他人來，他的發言是相當好的（一個時間裡，我在當時富有特點的蘇維埃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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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世界１５２

“國家的語言研究所”作報告，講語言倫理課程，有很多的聽眾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還和他們進行了座談。　他們十分令人喜愛，能夠提出智力很高的問題）。

聽著這一切講述有關基督的講演，我感到說話異常的困難。　在那種為情感所充滿的環境中，在那種智力淺薄的情況下，能夠說什麼呢？但是我作了很大的精神努力，集中自己全部力量，作了講演，在那個時刻我感到了很大的靈感，我感到比我在生活中任何時候講得都好。　這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找到了合適的語言、講述了和我後來的小冊子《論基督教的優點和基督徒的缺點》大約一樣的話。　開始，聽眾是敵視我的，響起了口哨聲、喊聲、嘲笑性的叫聲。　但我逐漸地掌握了聽眾，最後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後來很多人擁向我，與我握手，表示謝意。　我的另一次演講是在政治博物館的大廳裡講《科學與宗教》，也是同樣的，那次有１５００或者２００聽眾，工人和紅軍戰士佔大多數，有很多的共產主義者。在講演之後聽眾請求公開討論，我則宣告，演講准許不討論。　在我的背後站著一個大學生，十分不高興的樣子，走出來並說：“我以全俄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宣佈討論是公開的。”

在聽眾中我感到對我所提出的問題有很大的興趣。　氣氛是緊張的，正如當時在革命的蘇維埃俄國一樣。　最有意思的是演講後的討論，那時我已經步行回到位於阿爾巴特街的家中去了。　贊成我的有聽眾中整整一個主要由工人組成的集團。　有一個工人，我覺得他比其他人有更大的興趣以更大的熱情關注宗教和上帝。我問他說：“為什麼你去聽像我作的那種演講？”他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我想是為了駁倒反對信仰上帝的證明。”

在那時的蘇維埃俄國的聽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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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自我認識

我發現了比後來在年輕的俄國僑民中對哲學問題和宗教問題更加集中的關心。　我感到了俄羅斯的廣袤性，自發力量的巨大。

G G G在布林什維克革命的自發性中，在它的創造（它大於破壞）中，我很快就感覺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險。　革命不寬容精神文化創造者，懷疑甚至敵視精神的價值。　奇怪的是，當全俄作家協會需要註冊時，沒有可以把作家的勞動列入其中的勞動部門，作家協會是按印刷工人的範疇進行註冊的，這完全是荒唐的。　世界觀（革命象徵性地滲入其中）不僅不被承認為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主動性，而且把精神看作實現共產主義制度的障礙，看作反革命。革命推翻了２０世紀初俄國的文化復興，轉變了它的傳統。　但是與俄國精神文化相聯絡的那些人依然故我。　我萌生了這樣想法：必須把過去精神文化的活動家集中起來，並且創立一箇中心，以便繼續進行俄羅斯精神文化生活。　這不應當是宗教—哲學學會的恢復，聯合應當是更加廣泛的，包容不同派別的人們，而且承認精神文化的獨立性和價值。　我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的發起人，它存在了３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

，我是它的主席，在我出走之後它也就關閉了。　這個特別的創舉是從在我家舉行的座談中產生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

的意義在於，在那沉重的年代它是自由地思想和提出高質量文化問題的唯一地方。我們堅持講演課、課堂討論、公開辯論。　A　o U（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

當然不可能有自己的處所，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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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自由的，而不是國家機關。　我們在高階女子培訓班進行公開的報告，講演和課堂討論在不同的地點，在某個蘇維埃機關裡（那裡的管理人是我們所熟識的）。

一段時間裡我在“酒精中心”的房子裡作報告和進行課堂討論。　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報》曾經寫道，在蘇維埃機關裡作關於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