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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摧毀了他那已思慮成熟的擴充套件宏圖，連基本根基慶豐也在搖搖欲墜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來了，董事們急不可待地於唐星海歸來尚未坐穩時便發出了焦灼地詢問：
“唐經理，你可回來了！戰火眼看要燒到無錫，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幾時召開緊急董事會呀！”
“唐老闆，那股份可是我家幾十年的全部的積蓄呀！”
說話間，那可怕的炮聲已是越來越響，越來越近，越來越頻，董事們也就越來越慌，慌得竟不顧可能與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嘗不急？可他終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亂，很快就在慶豐設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開了董事會，說是研究大計，其實已六神無主的董事們還哪兒有“研究大計”的清醒思維？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無錫失守不可避免，他們絕無改變大局的能力後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張，說：
“第一，我們要收集儘可能到手的資金換成外匯，儲備起來，以便將來複興時添置機件，繼續辦廠。第二，迅速將廠裡的存貨、棉紗、棉布與原綿、半成品等，分散地轉運至比較偏僻，比較安全的外鄉外埠，能銷的銷掉，不能或不及銷的儲藏起來。第三，不能讓慶豐的機械裝置落入敵手，必須搶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緊拆機裝箱從速運去內地。恰好，兩年前，我在漢口買了塊地皮，就運去武漢吧。”
會剛開完，長江已遭封鎖，滬寧鐵路線也斷了火車，唐星海只好與愛妻溫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車回了無錫。
到廠下車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職員們宣佈停產轉移，並迅速選定了拆車裝運的人員。餘下的一律疏散。職員可按停薪留職外出避難，工人則請轉回農村，或由廠裡安排疏散到農村，以避日寇之兇鋒，並向工人們保證說：
“只要抗戰勝利。慶豐能恢復生產，我是絕不會忘記大家的！”
在那危機的歲月，這一句飽含人情味的話，對同仇敵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據有關文章記述，當單獨私囑保管並轉移唐星海個人的資金與帳目時，負責財務的副廠長、老實厚道的陶心華請示說：
“中南銀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紗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棧房裡，銀行又不許人處理，落入日寇手中怎麼辦？”
唐星海聽了，心下竊喜，問道：
“這數目能有多大？”
陶心華回說：
“共計棉花十萬擔，棉紗千五百件。”
唐星海當即叫陶心華組織人將這批實物運出，轉移到蕪湖或漢口。
處理了慶豐轉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囑咐妻子溫金美將所有的手頭“法幣”與在他命令下不斷從外地匯來的銷售款日逐連續一律兌成外匯，甚至九豐與慶豐的個人存款也均兌換了，並被他據為己有。此間對股東們確實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曄如才於一九四四年發難欲對其兄的經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罷職工疏散、機器轉移的命令回滬設幾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滬寧線狂轟濫炸的日寇飛機炸燬了無錫火車站，並殃及池魚，丟進慶豐三枚炸彈，一枚將漂染工場全部摧毀，另兩枚不但引發了一場大火，而且炸燬了一、二工場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與裝置，所幸人員無傷。轟炸雖兇，職工們仍忠於職守，冒生命之險完成著拆遷轉移任務，並及時電告老闆，按老闆指令拍攝了被炸慘況的照片，透過無錫縣長，獲准官運，搶出並疏散到附近農村一批裝置與物資。為圖再舉，職工們受盡了艱辛與屢逢兇險，可再舉已然無望。腐朽的國民黨指揮下的軍隊只曉得望風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區，在漢口再辦廠的計劃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轉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會上作出了決定：在上海籌建新廠，並定名為“保豐”——“豐”承“慶豐”，“保”則內含紀念保謙之意，且“保豐”保豐，可保慶豐亦是一種不忘舊的用心。
一年後，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籌建。
經八個多月緊張的四出活動，於一九三九年四月開機，九月全部投入運轉，日產棉布八百尺，棉紗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個慶豐總算辦起來了，唐星海實是費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強硬迫人的事，有傷於一些股東與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戰烈火中辦起的第一個紡織印染廠，自是別具作用與意義，可說是唐星海在戰爭的狂風巨浪中又開出一船。
慶豐紡織漂染
